“肃静！”
“被告人陈德福，利用其父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之职务便利，于一九九二年七月，伙同县教育局招生办主任王守正、县公安局户籍科科长赵有才，伪造，调包档案材料，使其冒用原告刘光明之高考成绩，进入上京师范大学就读。”
“毕业后，被告人陈德福凭借该学历进入公职系统，历任县教育局干事、副镇长、县教育局局长。”
说完，审判长顿了一下，翻过一页。
“经查，被告人陈德福高考实际成绩为三百一十二分，原告刘光明高考实际成绩为五百八十七分，二者相差二百七十五分。”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现在宣判，被告人**，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被告人王守正，犯滥用职权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被告人赵有才，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被告人陈德福，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其所获学历、学位证书依法撤销，公职身份依法取消。”
法槌最后一声。
“以上判决为一审判决，各被告如不服，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
被告席上，陈德福低着头，西装皱巴巴的，跟三个月前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判若两人。
那时候他还坐在办公桌后面，对着镜头侃侃而谈什么教育公平。
他旁边坐着的**，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从头到尾没抬过头。
倒是赵有才，被法警带走的时候还扭头朝侧边看了一眼。
侧边是原告席。
此刻，原告席上坐着一个男人。
正是刘光明。
五十三岁的他，满头白发，看着却比被告席上七十多岁的**还老。
判决书念完了，他没动。
律师在旁边跟他说话，他没听见。
法庭里的人陆续站起来，有记者举着相机往这边拍，闪光灯一下一下的，他也没眨眼。
只是独自沉默，泪流满面。
三十年了。
一九九二年夏天，他考了五百八十七分，却没等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等来的只有三百一十二分的结果。
他不理解，去问，怎么可能三百一十二分，怎么没有录取通知书？
招生办的人说，就是这样，没有就是没有。
“不可能！”
他那年十八岁，站在招生办门口喊了一整天，无果而终。
二姐刘翠兰带着他去省城告状，走之前，四个姐姐把家里最后一只老母鸡杀了，给他炖了一碗汤，让他补补身体。
大姐说，光明，你去找个说理的地方。
咱爹妈走得早，四个姐姐没本事，就指望你读书出人头地。
你读书那么认真，先前成绩也好，没道理才考三百一十二分。
后来，市里也好，省城也好，**办的人把材料收了，说会查。
等了三个月，没回音。
又去，材料找不到了，让重新填。
填了，又等。
等到第二年开春，他收到一封信，信上盖着公章，四行铅字，经查，无误。
大姐和二姐把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七八遍，没有说话了，蹲在门槛上，拿袖子捂着脸哭。
三姐没来，因为本来在砖厂上班的三姐夫，被莫名的辞退了，她得多做杂工养家。
四姐也没来。
她本来在镇上小学代课的，结果校长跟她说，不用再来了，也只能抓紧出去找活干。
所以，刘光明没再找了，索性去了南边的砖厂打工。
搬砖，和泥，一天一块二。
手上的茧磨了一层又一层，指甲缝里的红砖灰洗不完。
后来，砖厂干了三年，又去了矿上。
矿上塌过一次方，他被埋了四个小时，挖出来的时候左腿骨折，在床上躺了半年。
三十岁那年，经人介绍，娶了隔壁村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女人带着个四岁的男孩。日子凑合着过，没好过，也没散。
四十岁的时候，那女人走了。
不是死了，是跟一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走了。
走之前把家里的存折和他藏在枕头底下的八百块钱全卷走了。
顶替的事，最终还是家里人发现的，还是纯属巧合。
三姐做杂工，偶然听见闲言蜚语：“这教育局局长陈德福，怎么就这个水平？”
“不知道啊，听说人家当年高考，超常发挥了一两百分呢！”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他是顶替......”
“别乱说，等下给你抓起来！”
正好当时社会上报道了一个高考顶替的事件，三姐一下子就警惕起来了。
随后四个姐姐对了对，决定要告诉刘光明。
就这样，四个老的老，病的病，六十多岁的人了，连夜打车到刘光明打工的城市。
大姐拉着他的手，浑身发抖。
“光明，你.....你的命，搞不好，是被人偷了啊。”
随后，自然便是再次**，打官司。
可哪有那么容易。
陈德福背后站着一整个系统。
他爹**虽然退了休，但经营几十年的关系网还在。
第一次去县法院，材料被退回来三次，理由不是少了这个材料，就是那个材料不合格。
哪里不合格，反正就不说。
第二次找了律师，律师调查取证的时候，两个穿皮夹克的中年男人直接找到了他打工的工地。
“刘光明啊，过去的事就别翻了。翻出来对谁都没好处。”
其中一个把一个牛皮信封拍在他面前。
“这里面二十万，你拿着，回老家盖个房子，好好过日子。”
二十万。
他搬了三十年砖，下了三年矿，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他看了那个信封三秒钟，退了回去。
“我的人生值多少钱，你们算不出来。”
那人笑了，收起信封，临走撂下一句话。
“你想清楚了。你那几个姐姐，孩子都在本地上学呢。”
第二天，四姐刘翠英家的门上被人泼了红漆。
第三天，大姐家的玻璃半夜被砸碎了。
四个姐姐没一个退缩。
大姐说：“光明，你告。砸了再装，泼了再刷。咱爹妈在地底下看着呢，这辈子不能白让人欺负。”
官司打了一年零四个月。
换了三个律师，跑了十一趟省城，大姐住了两次院。
直到省里督办组介入，案子才真正动了起来。
今天，判决下来了。
刘光明坐在原告席上，听着法槌一声一声落下，眼泪也随之流下。
正义来了。
但是迟了三十年。
十八岁的少年，本该走进大学校门，本该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本该让四个姐姐享福，本该过上另一种人生。
那种人生，被人偷走了。
偷走的人穿着他的学历，住着他该住的房子，领着他该领的工资，活着他该活的命。
而他，在砖厂搬了三十年砖，在矿井里差点丢了命，被女人卷了全部家当跑了，五十三岁满头白发，孤身一人。
法律还了他一个公道，但没人能还他一个人生。
眼泪流干了，他忽然觉得天旋地转。
胸口一阵剧痛，呼吸突然接不上来。
旁边的律师正在整理文件，余光瞥见刘光明的身子往一侧歪。
“刘叔？”
律师伸手去扶，发现不对。
这分明，整个人都瘫软了！
“来人啊！叫救护车！“
“没心跳了！谁会心肺复苏？快！”
顿时，法庭一片混乱。
法警在维持秩序，有人在打120，有人在喊让开让开。
这一切，刘光明都听不到了。
不过，他听到了别的声音。
是近处的鸡叫，远处的狗在叫。
刘光明猛地睁开眼。
头顶是一片发黑的木梁，梁上挂着蜘蛛网。
左边墙上贴着报纸，报纸泛黄卷边，上面印着“坚持改革开放”几个大字。
突然，门外传来脚步声，然后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嗓门。
“光明！起了没？明天就高考了，给你煮了鸡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