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死了。不对，她没死。她要是死了，我倒清净了。她只是又一次把自己摔进了医院，
然后打电话给我爸，用那种我从小听到大的、尖利得像指甲刮黑板的声音说：“我死了算了，
反正也没人管我。”我爸放下电话的时候，脸色灰白。他今年四十五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我看了一眼挂钟，凌晨两点十七分。这是这个月第三次了。“我去医院。”我爸穿上外套。
“爸，”我拦住他，“我去。”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很熟悉的东西。不是感动，
是疲惫。那种被生活反复碾压之后，连感动都觉得费力的疲惫。“你明天还有课。
”“我请了假。”他没再说什么。我拿起车钥匙出了门。北京的冬天冷得像刀子。
我开车穿过半个城市，到了医院急诊室。推开病房门的时候，我奶奶正靠在床头吃苹果。
她八十二了，精神得很。看见我进来，苹果皮都没吐，含含糊糊地说：“怎么是你？你爸呢？
”“我爸明天上班。”“上班上班，”她把苹果核往床头柜上一扔，“挣那几个钱，
有什么用？你看看人家老周家的儿子，开公司，一年几百万。你爸呢？一个破科员，
当了二十年了还在那个位置。没出息。”我没说话。这些话我听了二十一年了。“还有你，
”她转向我，“上什么大学？二本，出来能找到工作吗？你表姐今年考研，考的是清华，
你知不知道？”我知道。我表姐考研考清华这件事，她已经说了不下一百遍了。“奶奶，
您没事我就回去了。”“我没事？”她把声音拔高，“我摔了你知道吗？
我一个人住在那个房子里，摔了都没人知道！你们一个个的，都不管我！
”“我们让您搬过来住，您不肯。”“我不肯？我凭什么搬过去？你爸那个房子，四十平，
我住哪儿？住阳台？我养他这么大，他就给我住阳台？”她就是这样。永远有道理，
永远在委屈，永远在索取，永远不满足。我走出医院的时候，天快亮了。风灌进领口，
我打了个哆嗦。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我奶奶年轻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念头只存在了零点三秒就被我掐灭了。不重要。
不管她年轻的时候什么样，她现在就是一个刻薄的、自私的、让所有人都不好过的老太太。
我发动车子，驶出医院停车场。然后一道白光。后来我才知道，那道光不是车灯，
不是什么物理现象。那是时间把我像揉纸团一样攥紧，又像扔垃圾一样随手丢了出去。
我醒过来的时候，躺在一片泥地上。确切地说，是一片晒谷场。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猪粪和稻草混合的气味，太阳毒辣辣地晒着，我的后脑勺硌在一块石头上，
疼得我龇牙咧嘴。我坐起来，低头看了看自己——短了一截的腿，黑不溜秋的胳膊，
一双破了洞的解放鞋。身上穿的是蓝底白花的粗布衣裳，洗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我愣了大概有三十秒。然后我看见不远处有一面土墙，墙上刷着大白字：“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我脑子里轰的一声。我穿越了。
穿越到了一个不知道谁的身体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的身体。我正发愣的时候，
远处传来一阵喧哗。我抬头看去，晒谷场那头围了一群人，有人在吵架。声音尖利，
带着一种我无比熟悉的频率——“凭什么我家分这点？凭什么？我告诉你，
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就坐在这里不走了！”我浑身一震。这个声音。我挤进人群。
说实话，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根本挤不动，但乡下人看热闹不嫌事大，
居然有人给我让了个缝。我看见了那个声音的主人。一个小女孩。大概六七岁，头发枯黄，
扎着两个歪歪扭扭的羊角辫，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不知道是泥还是泪。
她穿着一件明显大了好几号的灰色褂子，袖子挽了三道，露出细得像麻杆一样的手腕。
她正对着一个中年男人又哭又闹，手里攥着一个布袋子，里面大概装着刚分到的粮食。
“我家就我和我弟，我爹没了，我妈瘫了，你分这点给我，你是要我们死！你是要我们死啊！
”中年男人皱着眉头：“赵大丫，队里就这么多，你家劳力少，工分少，
分这些已经是照顾了。你不要闹了。”“我闹？”小女孩的声音拔得更高，
“我爹是修水库死的！他是为集体死的！你们现在不管我们了？你们良心被狗吃了？
”人群里有人叹气，有人别过脸去，也有人小声嘀咕：“这丫头，嘴巴真厉害。”“这丫头，
泼得很。”“跟她奶奶一个样。”我站在人群里，看着这个又哭又闹的小女孩，
脑子里嗡嗡响。赵大丫。我奶奶。我奶奶叫赵玉兰，“大丫”是她的小名。她生前——不对，
她还没死——她经常提起小时候的事。她说她六岁那年爹就死了，
修水库的时候被塌方压死的。她说她从小就要强，没人敢欺负她。但她说这些的时候，
语气里带着一种奇怪的骄傲，好像那是她的勋章。她从来不会说，一个六岁的小女孩，
在1958年的农村，带着一个瘫了的妈和一个更小的弟弟，是怎么活下来的。
现在我知道了。是靠撒泼。是靠不要脸。
是靠把自己变成一个所有人都讨厌的、但是谁也不敢惹的泼妇。
我看着那个小小的、瘦得皮包骨头的女孩子，看着她眼睛里不属于六岁孩子的狠劲，
忽然觉得喉咙里堵了什么东西。但我很快就把这种感觉压下去了。同情她？我在心里冷笑。
你同情她，谁来同情你？谁来同情你爸？谁来同情你妈？你妈嫁到赵家二十年，
被这个老太太磋磨了二十年。坐月子的时候让她下地干活，
说“哪有那么娇气”；你爸小时候考了全班第一，她说“读书有什么用，
还不如早点去工厂挣钱”；你妈好不容易攒钱买了件新衣服，她说“不会过日子，败家”。
她把自己的苦吃成了武器，然后用这把武器，砍了所有人一辈子。我转身要走。“哎，
你——”赵大丫忽然指着我，“你是不是李家庄的？你站这儿看什么看？没见过人吵架？
”我没理她。她却不依不饶地追上来两步：“你看什么看？你是不是也想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我终于停下脚步，回头看了她一眼。六岁的赵大丫，仰着头，梗着脖子，
眼睛里全是戒备和敌意。她瘦得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野猫，浑身的毛都炸着，
随时准备扑上来咬人。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特别荒诞。我，二十一岁，二本大学在读，
一个被奶奶从小骂到大的倒霉孙女，穿越回了1958年，站在一个泥巴晒谷场上，
面对着一个六岁的泼辣小女孩。而这个泼辣小女孩，就是我奶奶。“我没想欺负你。”我说。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哼了一声：“量你也不敢。”然后拎着布袋子，转身走了。
她走得很快，赤脚踩在泥地上，啪嗒啪嗒的。那个大了好几号的褂子在她身上晃荡，
像一面投降的白旗。但她没有投降。她从来不会投降。
二我花了两天时间搞清楚了自己的处境。我穿越到了一个叫“招弟”的小女孩身上。
李家庄的，家里穷得叮当响，爹妈生了六个闺女，她是老四。在这个年代，
这种家庭里的这种排行，基本等同于透明人。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没有人会在乎你吃了没，
你穿的什么，你去了哪里。你就像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长在那儿就长在那儿了，
死了也就死了。我倒是觉得挺好。没人管我，我反而自在。但问题是，
我穿越过来的这个时间点，恰好是1958年的秋天。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
整个中国都在一种狂热的、亢奋的、不真实的气氛中运转。我在历史书上学过这些东西，
但当它们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身边的时候，那种冲击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
我看见隔壁家的王大爷把他家唯一的一口铁锅砸了，拿去炼钢。他老婆蹲在灶台前哭，
他说：“哭什么哭？等钢炼出来了，国家强大了，要什么没有？”比如，
公共食堂开饭的时候，几百号人端着碗排队，一人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红薯粥。
有人抱怨太少，被队长骂了一顿：“现在困难时期，大家都要克服。等明年就好了，
明年亩产一万斤，天天吃白面馒头！”比如，我看见赵大丫端着碗站在队伍里，
把她那份粥喝完，又把弟弟那份也喝了大半。她弟弟——我的舅爷爷赵小牛——才三岁，
蹲在地上哇哇哭。赵大丫把碗底最后一点米粒刮进他嘴里，说：“别哭了，姐明天多分点，
都给你。”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很低，不像在晒谷场上吵架时那么尖利。她蹲下来，
用袖子擦了擦弟弟脸上的泪和鼻涕，然后把他抱起来。三岁的赵小牛趴在她瘦骨嶙峋的肩上，
两只小手攥着她枯黄的头发。赵大丫抱着弟弟走远了。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细得像一根线。我站在食堂门口，手里端着粥碗，忽然觉得这碗粥咽不下去了。
但我还是咽下去了。我告诉自己，不要心软。你不要心软。你忘了她是怎么对你的？
你忘了她是怎么对**？你五岁那年，你妈带你去奶奶家过年。
你奶奶给你表姐包了一百块的红包，给你包了十块。你妈脸色不好看，
你奶奶说：“你生的是个丫头片子，还想要多少？”你八岁那年，你爸下岗了。
你奶奶跑到你家来，指着**鼻子骂：“都怪你，克夫。我儿子娶了你，倒了八辈子霉。
”你十二岁那年，你妈查出乳腺结节，要做手术。你奶奶说：“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
哪个女人没有这个毛病？”你十五岁那年，你妈终于离婚了。带着你搬出了那个家。
你奶奶在你爸面前哭天抹泪，说：“离了好，离了好，我早说了那个女人不行。”不要心软。
不要心软。我端着碗回了李家庄的“家”——一间土坯房，地上铺着稻草，
六个姐妹挤在一起睡。我躺在稻草上，听着外面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能改变赵大丫的命运，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如果她不用那么苦，
不用那么难，
不用在六岁的时候就学会撒泼打滚、尖酸刻薄——她是不是就不会变成后来那个样子？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我摁下去了。凭什么？凭什么要我来改变？我又不是救世主。
我穿越过来，莫名其妙变成了另一个人，我自己的麻烦还一堆呢。
我自己的学业、我自己的未来、我自己被这个老太太毁掉的童年——谁来改变？我翻了个身，
闭上眼睛。不管了。反正跟我没关系。我找个办法穿回去就行了。至于赵大丫，
她爱怎么闹怎么闹，关我什么事。第二天一早，我被一阵哭叫声吵醒。“打人了！打人了！
干部打人了！”我一骨碌爬起来，跑到外面。晒谷场上又围了一圈人。赵大丫坐在地上，
抱着一个干部的腿，死不撒手。她的脸上有一道红印子，嘴角破了皮，渗出血来。
“你凭什么扣我家的粮？凭什么？”那个干部——好像是队里的会计——使劲甩腿，甩不开。
他恼羞成怒，一巴掌扇过去。啪。赵大丫的脸歪向一边，但她没有松手。她甚至没有哭。
她只是把那个干部的腿抱得更紧了，指甲掐进他的裤腿里。“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
你也别想好过！我爹是烈士！我爹是为集体死的！我去公社告你！我去县里告你！
我去北京告你！”会计的脸白了。旁边有人拉架，有人劝，
有人把赵大丫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她像一只被踩住尾巴的壁虎，拼命挣扎，
指甲都翻起来了，鲜血淋漓。“你们都不是人！”她被拖开的时候，声音已经完全嘶哑了，
“你们欺负孤儿寡母，你们不得好死！我爹在天上看着呢！他看着呢！”人群散了。
赵大丫坐在泥地上，抱着自己的膝盖，终于哭了。不是那种大声的、撒泼的哭。
是那种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的、拼命压抑的哭。我站在十米开外，看着她。
她的指甲断了三根，血混着泥，糊在手背上。她的脸上有巴掌印，有泪痕，有鼻涕，
乱七八糟的。她的头发散了，枯黄的头发披在肩上，像一把干草。六岁。她六岁。我走过去。
“你过来干什么？”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像一只兔子，“看我笑话？”我没说话，
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布——是我从“家”里顺的一块破布，
本来是当手帕用的——把她的手拉过来，给她包伤口。她缩了一下，但没躲开。“疼不疼？
”我问。她咬着嘴唇，没说话。我把她的三根断指包好。技术很烂，歪歪扭扭的，
但至少不会再沾泥了。“你……你叫什么？”她忽然问。“招弟。”“哦，”她吸了吸鼻子，
“你就是李老四家的那个招弟？”“嗯。”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好像在看一个什么稀罕东西。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上的土，说：“你这个人，有点怪。
”“哪里怪？”“别人都怕我，你不怕。”“我为什么要怕你？”她愣了一下。
大概从来没有人问过她这个问题。在她的世界里，所有人都怕她，
因为她是出了名的泼辣、难缠、不要命。但她从来没有想过，别人为什么要怕她。
“因为你是个疯子。”我说。她瞪大眼睛。“只有疯子才会跟人拼命。你不怕死，
所以别人怕你。但是，”我顿了顿，“你这样下去，会把自己搭进去的。”她沉默了很久。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她脸上。她脸上的泪痕干了，留下一道一道的白印子，
像一条一条的小河。“我不拼命，”她终于开口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和我弟就活不了。”然后她转身走了。这一次她走得很慢。不是因为不想快，
是因为脚上的伤口裂了，她走不快。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坍塌。不要心软。
我在心里说。娶**不要心软。三我决定帮她。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奶奶。
是因为她是一个六岁的、瘦得皮包骨头的、指甲断了三根的小女孩。就这样。没有别的原因。
但是怎么帮？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是一个穿越者。我有二十一世纪的知识储备。
我可以教她认字，教她算术，教她一些超越这个时代的东西。但是——第一，
我现在的身体是一个七岁的、不受重视的小女孩，我说什么都不会有人听。第二，
这是1958年。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如果表现得太过“聪明”，等待她的不是表扬，是怀疑。
在这个年代，“可疑”两个字是可以死人的。第三，赵大丫这个人，
不是那种你跟她讲道理她就会听的人。她是一块石头，你得用石头的方式去敲她。
所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教她什么大道理，是让她吃饱。1958年的秋天，
虽然公共食堂还在开，但粮食已经明显不够了。我凭着历史课本上的知识知道，
接下来几年会是整个新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如果赵大丫不能在这几年里活下来，
那一切都不用谈了。怎么搞到吃的？我花了三天时间，
把李家庄和赵家庄周围的地形摸了一遍。这个年代的农村，虽然集体化搞得很严，
但山上的野果、河里的鱼虾、地里的野菜，这些“资本主义尾巴”还没人管——或者说，
还没人顾得上管。只要你有心，总能找到吃的。第一天，我在河沟里摸了一下午，
摸到了七条小鱼，两只螃蟹。我把它们用泥巴糊了，架在火上烤。赵大丫蹲在旁边，
眼睛亮得跟狼一样。“你怎么会这个？”她问。“我……”我顿了一下，“我爹以前教我的。
”她没追问。她全部的注意力都在那几条鱼上。鱼烤好了，她一把抢过去，
先撕了一块塞进嘴里，烫得直吸气，但她不肯吐出来。“慢点吃，”我说，“没人跟你抢。
”她不理我，继续狼吞虎咽。吃完一条鱼，她忽然停下来，把剩下的用树叶包好，揣进怀里。
“给你弟的？”我问。她点点头。那一刻我心里又有什么东西在坍塌。第二天，
我在山上找到了一片野生的红薯地。说是“找到”，其实不准确。
是我凭着模糊的记忆——我奶奶以前好像说过，
她小时候村后山上有片野红薯——加上实地勘察，花了整整一天才找到的。野红薯不大，
最大的也只有拳头那么粗，但胜在数量多。我挖了满满一篮子，用草盖住，
趁着天黑背回了赵大丫家。赵大丫家的房子比她这个人还瘦。土坯墙裂了好几道缝，
屋顶的茅草被风吹得东秃一块西秃一块。进门是一间堂屋，左边是一张用木板搭的床，
她妈躺在上面；右边是一个灶台，灶台上放着一口缺了角的铁锅。
她妈——也就是我未来的曾祖母——躺在那张床上，盖着一床黑得看不出颜色的被子。
她看见我进来，想说什么，但只是动了动嘴唇，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她瘫痪了。
听说是生赵小牛的时候难产，伤了身子，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妈，这是招弟。
”赵大丫把红薯放下，走到床边，给她妈掖了掖被角，“她给我们送吃的来了。
”她妈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东西。不是感激，不是客气，
是一种深深的、沉沉的、像淤泥一样的悲哀。她大概知道，自己的女儿在外面是怎么活的。
她大概知道，一个六岁的小女孩要撑起这个家，要付出什么。但她什么都做不了。
她只能躺在这张床上，盖着这床黑被子，看着自己的女儿一天天变成一只浑身是刺的野猫。
我把红薯放在灶台上，对赵大丫说：“这些红薯够你们吃几天的。我明天再去挖。
”“你为什么要帮我们？”赵大丫忽然问。她站在灶台旁边，火光映在她脸上，明明暗暗的。
她的眼睛很大，黑漆漆的，像两口深井。“因为……”我想了想，“因为我看不惯。
”“看不惯什么？”“看不惯你被人欺负。”她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她笑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赵大丫笑。不是那种撒泼的、歇斯底里的笑，
是那种真正的、属于一个六岁小女孩的笑。嘴角翘起来，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
眼睛弯成月牙形。“你真是个怪人。”她说。四接下来的日子，我成了赵大丫家的常客。
白天我帮“我家”干活——虽然是透明人，但活还是要干的。
李老四——我现在的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对六个闺女谈不上多好，
但也谈不上多坏。他就是不管。不管她们吃了没，不管她们穿了没，不管她们去了哪里。
所以我去赵大丫家，根本没人注意。下午我就去山上找吃的。野红薯挖完了挖野菜，
野菜挖完了捞鱼虾，鱼虾捞完了掏鸟蛋。我的二十一世纪生存技能几乎为零，
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七岁小女孩的身体里，我好像天生就知道怎么在野外找吃的。
大概是身体的本能吧——原来的“招弟”，虽然不被重视，但在野外找食这件事上，
估计是个老手。赵大丫跟我一起上山。她比我更熟悉这片土地，
但她以前从来没想过可以这样“偷偷摸摸”地找吃的。在她的认知里，
所有的粮食都应该是队里分的，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集体的。私自在山上找吃的，
她觉得“不太对”。“有什么不对的？”我说，“这山上长的东西，是老天爷给的。
老天爷给你，你就拿着。”她想了想，觉得有道理。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微妙。
我不是她什么人，我不是她亲戚，不是她邻居，甚至不是同一个村子的。
但我每天给她送吃的，帮她干活，教她认字。“认字有什么用？”她问我。“认了字，
你就能看书。看了书，你就能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外面的世界？”她歪着头，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很大。很大很大。有北京，有上海，有火车，有轮船。
有高楼大厦，有电灯电话。有……很多很多东西。”她听得很认真，眼睛亮亮的。
然后她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破了洞的解放鞋，小声说：“那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等你长大了，你就可以去。你可以去北京，去上海。你可以念书，可以工作。
你可以……过上好日子。”她抬起头，看着我。“你骗人。”“我没有。”“我这样的人，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那双手粗糙、黝黑、指甲缝里全是泥，“怎么可能去北京？
”“怎么不可能？”她没说话。但我看见她的眼睛里有了一丝光。很微弱的光，
像冬天晚上天边最早亮起来的那颗星星。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我几乎忘了自己是个穿越者，几乎忘了二十一世纪的一切。我变成了招弟，
一个七岁的、黑不溜秋的、每天在山里跑来跑去找吃的野丫头。直到那天出事。那天下午，
我和赵大丫在山上挖野菜。她忽然说：“招弟，你教我写字吧。”“好。”我捡了一根树枝，
在地上写了一个“赵”字。“这是你的姓。赵。”她蹲在地上，认认真真地看。
然后拿起树枝，在地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个“赵”。“不对，这一横要长一点。
”她又写了一个。“对了。就是这样。”她看着地上的字，忽然笑了。
又是那种弯着眼睛的、露出缺牙的笑。“我学会写字了，”她说，“我会写我的姓了。
”“以后你还会写更多的字。你会写你的名字，会写你弟的名字，会写——”“赵玉兰。
”她说。“什么？”“我的名字。赵大丫不是我的名字，是人家乱叫的。我的名字叫赵玉兰。
我爹给我起的。玉兰，就是那种花，白色的，很香的那种。”赵玉兰。我奶奶的名字。
我看着她——这个蹲在地上、用树枝认认真真写自己名字的小女孩——忽然觉得眼眶热热的。
“赵玉兰。”我念了一遍。“嗯。”她点头，“好看吗？”“好看。”“我的名字好看，
还是你的名字好看？”“当然是你——”我话没说完，忽然听见山下传来一阵喧哗。“抓人！
抓偷粮食的！”赵大丫脸色一变。“怎么了？”我问。
“我……我昨天在队里的仓库拿了两把米。”她的声音发抖，“我弟发烧了，
我想给他熬点粥……”她的话还没说完，几个大人已经从山下冲了上来。为首的是那个会计，
就是之前打过她的那个。“赵大丫！你偷队里的粮食！”会计一把揪住她的衣领，
把她提了起来。赵大丫在半空中蹬着腿，脸色惨白，但她没有哭，没有求饶。
她只是死死地咬着嘴唇，一句话都不说。“把她带到队部去！”会计说，“偷集体的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