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浴室里的背叛我叫周茉莉。如果你在三年前认识我，
大概会觉得我是个还算体面的女人——在深圳一家还算像样的珠宝公司做设计师，
收入不高不低，租住在南山区一间带小阳台的公寓里，衣柜里挂着几件剪裁考究的连衣裙，
化妆台上摆着SK-II的神仙水。体面这种东西，碎起来比玻璃还快。
此刻我蹲在出租屋的浴室地板上，花洒的水浇过头顶，混着眼泪一起往下淌。
我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亮着，微信对话框的备注名是“许律”。往上翻，
是我和他共同好友林深的聊天记录。林深说：“茉莉也是够可以的，
许律都那样了还天天往医院跑，她不知道自己多烦人吧？”“上次她熬的汤，
许律转头就倒掉了，说咸得要命，也就她自己觉得感动。
”“小雨给他寄的那条围巾他天天戴着，茉莉织的那条他说丑，压箱底了。
”“哈哈哈哈哈你说许律也是厉害，一边让茉莉伺候着，一边跟小雨视频说想她，
时间管理大师啊。”我往下翻。再往下翻。许律对小雨说的：“等这阵子过去就好了，
她那个人你也知道，脾气大，我要是直接赶她走，她肯定闹。你先委屈一下，我心里有数。
”“她送的项链？扔了，真的，我怎么可能戴那个。”“小雨你别哭，我心疼。
等她走了我就去找你，很快了。”我蹲在浴室里，水渐渐凉了。我想起过去这一年多——不，
确切地说，是一年零四个月——我每天五点半起床，先去医院送早饭，再赶去上班。
因为迟到太多次，第一份工作的主管找我谈了三次话，最后一次他说：“周茉莉，
我知道你有难处，但公司不是慈善机构。”第二份工作，我在工位上对着电脑屏幕发呆，
把一款钻戒的镶爪画错了角度，生产出来才发现，十八件成品全部报废。
老板扣了我两个月工资，我没吭声，因为我知道我确实错了。第三份工作，也就是现在这份，
是一家小工作室，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方。她看我状态不对，
私下问过我一次：“你是不是太累了？要不要休息几天？”我说不用。我不敢休息。
许律的骨髓移植手术虽然做完了，但半年的危险期还没过，随时可能出现排异反应。
他的药费、检查费、营养费，每一笔都是钱。他自己的积蓄早就花光了，他父母在老家，
拿不出多少。我把自己攒了三年的存款一笔一笔地取出来，
交住院押金的时候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我没告诉任何人。我觉得这是应该的。他是我男朋友，
我们在一起四年了，他不生病的时候对我很好——至少我以为很好。他会在下雨天给我送伞，
会记得我爱吃糖炒栗子，会在朋友圈发我的照片配文“我的女孩”。那些都是真的吧？
还是也只是我自作多情的想象？花洒的水彻底凉了，我打了个寒噤，才发现自己嘴唇在抖。
我站起来，关掉水，毛巾擦干身体，换上睡衣。整个过程机械得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
走出浴室的时候，我经过穿衣镜，无意中瞥了一眼里面的人。那是我吗？颧骨凸出来，
眼窝凹下去，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像一只被雨淋过的野猫。两年前我还有一点婴儿肥，
现在全没了。锁骨下面青色的血管隐约可见，像地图上细细的河流。我对着镜子笑了一下。
真难看。手机又震了一下。我低头看，是许律发来的消息。“茉莉，明天不用来这么早，
我想多睡会儿。”多正常的一句话。如果我没有看到那些聊天记录，我会回复他“好的，
那你醒了告诉我，我给你送饭”。然后第二天我还是会六点起床，熬粥，煮鸡蛋，切水果，
装进保温袋，坐四十分钟地铁送到医院。但现在我盯着这行字，
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他在骗我。每一个字都是。“不用来这么早”不是体贴，是嫌我碍事。
他需要我的时候是我交住院费的时候，是我签陪护同意书的时候，
是我半夜被护士叫起来给他翻身的时候。他不需要我的时候，
就是我站在他床边、而他手机屏幕上映出小雨名字的时候。小雨。多好听的名字。
像一场温柔的春雨。而我叫茉莉，土得要命。我没有回复那条消息。我关了灯，躺在床上，
盯着天花板。深圳的夜晚从来不黑，窗外有路灯的光透进来，把天花板映成一片浑浊的橘色。
我开始回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许律确诊是在三年前的秋天。那天他给我打电话，
声音很平静，说：“茉莉，医生说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我在公司楼下的便利店门口接的电话，手里拿着一盒草莓牛奶。
我记得那盒牛奶的包装上印着一只卡通奶牛，笑得特别开心。我说：“没事的，我在。
”从那一天起，我就把自己活成了他的附属品。化疗的那几个月，他瘦了三十斤，
头发一把一把地掉。我请了长假，天天守在医院。他不肯吃东西，我就一样一样地试，
粥、面、汤、果汁，直到找到他愿意咽下去的那一种。他发烧的时候我整夜不敢睡，
隔一个小时量一次体温，用温水给他擦身体降温。他情绪崩溃的时候冲我吼“你滚”，
我就退到病房外面，靠着墙坐着，等他冷静了再进去。有一次他抓着我的手说：“茉莉，
如果没有你，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哭了。那是那一年里我唯一一次哭。不是因为累，
是因为我觉得值得。骨髓配型等了八个月。那八个月里，我换了三份工作，
不是因为能力不行，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工作。我的脑子里永远挂着一根弦，
随时可能被医院的电话绷断。开会的时候我在想他今天的血常规结果，
画图的时候我在想他有没有按时吃药，
甚至上厕所的时候我都要先看一眼手机有没有未接来电。
第三份工作的方老板大概看穿了一切，但她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给我减了一些工作量，
相应地也减了薪水。我不怪她，她已经很仁慈了。终于等到了骨髓。手术那天，
我坐在手术室外面，手里攥着一串佛珠——是我妈去九华山给我求的，她不信佛，
但她说“求个心安”。我本来也不信，但那天我把佛珠攥得死紧，指甲都嵌进了木头里。
手术成功了。医生说，接下来半年是关键期，如果排异反应控制得好，就算过了这一关。
那半年里，我搬进了许律的病房，折叠床放在他的病床旁边，
每天晚上听着心电监护仪的声音入睡。他的免疫力几乎为零，
我每次进病房都要换隔离服、戴口罩、洗手三遍。我不能感冒，不能有任何感染的风险，
所以我把自己裹得像个粽子，连朋友约我吃饭我都拒绝了。“你在哪？”朋友在微信上问我。
“在家。”我说。我在撒谎。我在医院的折叠床上，脊椎疼得翻不了身，
但我跟所有人说我很好。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里，
许律有没有哪怕一个瞬间是真心感谢我的？应该有吧。在他需要我的时候。
而在他不需要我的时候——在小雨给他发消息的时候，
在共同好友的群里笑话我的时候——他大概觉得我是一件用着还算顺手的工具，谈不上感谢，
更谈不上珍惜。我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扣在床头柜上。不想看了。
但那些话像虫子一样钻进脑子里，怎么赶都赶不走。
可以的……”“她不知道自己多烦人吧……”“他转头就倒掉了……”“她那个人你也知道，
脾气大……”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湿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大概是凌晨三四点。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手机上有七个未接来电，全是许律的。
还有一条消息：“你今天不来吗？我饿了。”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字：“许律，我们分手吧。”发完这条消息，我关机，换衣服，出门，去了趟银行，
把卡里最后剩下的两万三千块钱转到了他的账户上。然后我去了趟工作室，跟方老板辞了职。
她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问，只说：“你要是想回来，随时。”我说谢谢。
走出工作室的时候，深圳的阳光刺得我眼睛疼。我站在路边，眯着眼睛看天，天很蓝，
蓝得不像话。我想，我应该哭的。但我哭不出来。二病历与自我放逐分手后的第三天，
许律打了四十多个电话。我没有接。他发了很多条消息，先是骂我——“周茉莉你疯了吗？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什么情况？”“你是不是有人了？”“我就知道，你根本靠不住。
”然后是软下来——“茉莉，我错了，你回来好不好？”“我昨晚发烧了，三十八度七，
护士给我打的退烧针。”“我想喝你熬的粥。”最后是一条很长的语音，我误触了播放，
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哭腔：“茉莉，你别走，我怕。”我听完这句话，
手抖了一下。但我没有回复。因为我知道，他的“怕”不是怕失去我，
是怕失去那个交住院费、签同意书、半夜翻身的人。而小雨，大概永远不会知道这些事。
我没有删他的微信，但我把群聊退了——那个他和林深他们嘲笑我的群。
退群之前我截图了所有的聊天记录，存了一个文件夹，取名叫“病历”。不是他的病历。
是我的。分手后的第一个月，我发现自己不太对劲。首先是睡眠。我睡不着，
躺在床上脑子像一台停不下来的放映机，一遍一遍地放那些聊天记录。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针，
扎进去的时候不觉得多疼，但拔不出来。然后是食欲。我开始吃不进东西，
胃像一个被扎紧的口袋，任何食物塞进去都会被推出来。一个星期之内我瘦了六斤，
牛仔裤的腰围松了一指。再然后是对一切失去兴趣。我不出门，不化妆，不画画，不看剧。
窗帘永远拉着，房间里的灯也不开，我就坐在黑暗里，像一株快死的植物。我知道这是什么。
抑郁症。我没有去医院。不是因为讳疾忌医，是因为我没有力气。
挂号、排队、看医生、取药、复诊——这些事对正常人来说轻而易举，对我来说像翻一座山。
还有一个原因：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已经够丢人了。被男朋友当傻子骗了一年多，
掏空了积蓄，熬垮了身体，最后发现自己在所有人眼里只是一个笑话。
如果再让人知道我得抑郁症了，那岂不是更可笑？所以我自己扛。我退了深圳的公寓，
把押金拿回来，加上方老板多给我结的一个月工资，总共不到三万块。
我带着这些钱和两只行李箱，坐上了去杭州的火车。为什么要去杭州？我不知道。
大概是因为那里有西湖，有水，据说水能让人平静。我在西湖区租了一间小房子，老小区，
六楼，没有电梯。房租便宜，一个月一千八。房间很小，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就塞满了，但有个朝南的窗户，
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一点西湖的边角。我开始了自我疗伤的日子。每天逼自己出门。
哪怕只是下楼买一瓶水，也要换好衣服、梳好头发。
我在手机里设了三个闹钟：早饭时间、午饭时间、晚饭时间。闹钟响了就必须吃东西，
哪怕只是啃一口面包。我试着重新画画。从最基础的线条开始，一笔一笔地画，
像刚学画画的学生那样。画错了就撕掉，撕掉重来。桌子上堆满了揉皱的纸团，
像一堆白色的脑子。我在网上搜了很多关于抑郁症的自救方法。
冥想、运动、写日记、晒太阳。我一样一样地试，像试药一样。冥想的时候脑子里全是杂念，
但我强迫自己坐下来，每天十分钟，雷打不动。运动就是从六楼走下去再爬上来，来回十趟。
日记写了三本就烧掉了三本，
因为回头看的时候觉得太恶心——满篇都是“我今天好了一点”“不，
我没有好”“我想死”“不，我不想”。那段时间，我学会了一件事：假装。
假装自己很正常。出门买菜的时候跟邻居阿姨微笑打招呼，
去便利店的时候跟店员聊两句天气，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跟快递员说谢谢。
这些微小的人际互动像一层薄薄的壳，把我裹在里面，让我看起来像一个正常人。壳的下面，
是一团烂泥。而在这团烂泥里，我染上了一个让我羞于启齿的习惯。深夜里安抚自己。
一开始是为了入睡。失眠太痛苦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时候，身体比脑子先投降。
片刻的放松之后会有短暂的空白，那几分钟里什么都不想，脑子是干净的，
像被橡皮擦擦过的白纸。那几分钟足够我睡着了。后来它变成了一种瘾。
不是因为我渴望什么，是因为那几分钟的空白太珍贵了。
在那些被焦虑和羞耻感淹没的日子里，身体成了我唯一能控制的出口。我不需要任何人。
不需要许律的虚情假意，不需要小雨的居高临下，不需要林深的冷嘲热讽。我只需要我自己，
和我的右手。这是可悲的。我知道。但可悲又怎样？我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了。
三隔壁的陌生诱惑在杭州住了两年，我好了很多。不是“痊愈”的那种好，
是“学会与之共处”的那种好。抑郁症像一条旧伤疤，阴天的时候会隐隐作痛，
但大部分时候我能忽略它。我又开始做珠宝设计了。不是去公司上班，
是在网上接一些零散的单子，帮人做定制。有些客户是以前在深圳认识的老朋友介绍的，
有些是在社交平台上自己找来的。收入不稳定，但够活。我甚至养了一盆茉莉花——对，
就是那种白色的、小小的、香气很冲的花。我以前从来不养花，因为我觉得连自己都养不活，
哪有精力养别的。但有一天路过花市的时候，一个卖花的老太太硬塞给我一盆，说“姑娘，
你脸色不好，养盆花吧，每天看看绿色，心情好”。那盆茉莉被我养得半死不活，
叶子黄了一半，但偶尔也会开出几朵小白花，香气钻进鼻子里的时候，我会想起自己的名字。
茉莉。土归土，但至少香。变化是从隔壁搬来新租户开始的。那天晚上我加班画图，
画到一半脖子酸了，站起来走到阳台上透气。阳台很小，只够站一个人。
我扶着栏杆往旁边看了一眼——隔壁的阳台跟我的一模一样，中间隔了一道矮墙。
隔壁的灯亮着。之前住在那边的是一对年轻情侣，三天两头吵架，吵完就在阳台上抽烟，
烟味飘过来，呛得我把阳台门关得死死的。他们上个月搬走了，房子空了大概三周，
现在来了新人。我听到阳台门被推开的声音，然后一个人走了出来。男的。很高，
目测一米八几。穿着一件黑色的短袖T恤，袖子箍在上臂上，露出一截线条很好看的小臂。
他手里端着一杯水，仰头喝了一口，喉结滚动了一下。然后他转过头，看到了我。“你好。
”他说。声音很低，像大提琴的C弦。“你好。”我说，声音干巴巴的。他笑了一下，
没再说话，转身回屋了。我站在原地，心跳快了半拍。不是心动。
是太久没跟异性正常交流了，突然被一个好看的男人说了句“你好”，身体产生的应激反应。
我这样告诉自己。但从那天起，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
我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留意隔壁的动静。他大概是个上班族，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出门，
晚上回来的时间不太固定，有时候七八点，有时候十一二点。他的脚步声很重，
上楼的时候楼梯都在震。他会一边爬楼一边哼歌，调子跑得离谱，但莫名好听。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搬来快一个月了，我们只在那天阳台上说过那两个字——“你好”。
但我开始想象他。每天晚上，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手开始不安分，
脑子里浮现的不是那些抽象的画面，而是他的喉结、他的小臂、他仰头喝水时下颌线的弧度。
我放任自己在想象中沉溺，在脑海里描摹他的轮廓、他的气息、他触碰我的方式。
那些画面像水一样漫过来，将我淹没。最深的时刻，所有的防线都溃散了，
只剩下一片滚烫的混沌。我在那混沌中坠落、沉没、抵达某种短暂的、空白的彼岸。
我叫着他的名字。当然不是真的名字，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
我在脑子里给他取了很多名字——C弦、大提琴、隔壁先生、楼梯歌手。
但抵达彼岸的那一刻，所有的名字都坍缩成一个字：“你。”我对着天花板，
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小声地、颤抖地说：“你。”然后是一片空白。然后是羞耻。
巨大的、铺天盖地的羞耻。我把脸埋进被子里，觉得自己恶心。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
躲在出租屋里对着隔壁的陌生男人做这种事，这算什么？这跟偷窥狂有什么区别？但下一次，
我还是会这样做。我告诉自己这只是幻想，没有伤害任何人。他永远不会知道，
隔壁那个看起来文静正常的女人，每天晚上都在脑子里把他剥光。对吗？对。他不会知道的。
四电梯里事情在第三周开始脱轨。起因是我发现了一个规律——他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
大概在十点十五分左右，会经过我这一层的电梯。而如果我掐好时间，
在十点十分下楼扔垃圾，就能正好跟他搭同一班电梯。我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
心跳得像偷了东西。电梯门开了，他站在里面，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袖口卷了两道，
露出那截我熟悉的小臂。他看到我，微微侧了侧身，让出位置。“晚上好。”他说。
“晚上好。”我说，声音尽量平稳。电梯从六楼到一楼，大概二十秒。
二十秒里我站在他旁边，能闻到他身上的气味——洗衣液和淡淡的木质香，
像是某种男士香水的中调。我垂着眼睛看他的鞋子，一双白色的板鞋，很干净。二十秒结束。
电梯门开了。他走出去，往左转，我也往左转——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方向，
中间隔着一堵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你也住这层？”“嗯，你隔壁。”“哦，巧了。
”他笑了笑，“我叫程越。”“周茉莉。”“茉莉，”他重复了一遍，
像是在品尝这个名字的味道，“好名字。”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名字没有那么土。
从那以后，我开始刻意安排跟他的“偶遇”。每天晚上十点十分，我会准时下楼扔垃圾。
有时候他会准时出现，有时候不会。不出现的时候我就把垃圾扔了，然后上楼，关上门，
坐在黑暗里，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出现的时候，那二十秒的电梯就是我一整天的高光时刻。
我开始注意他的细节。他的左手无名指上没有戒指，但有一道浅浅的白色印痕，
像是刚摘掉不久。他的手机壳是透明的，背面贴着一张小小的贴纸，是一只卡通柴犬。
他的钥匙扣上挂着一个迷你手电筒，银色的，看起来很贵。我把这些细节一一收进脑子里，
像收藏家收集标本。晚上躺在床上，我的幻想变得更加具体。我不再只是想象他的身体，
而是想象他的生活——他白天做什么工作？他为什么搬来杭州？他手上的戒指印是谁留下的？
他哼的那些跑调的歌是什么？我在脑子里给他编故事。一个版本接一个版本，
像画设计草图一样，不满意就撕掉重来。而每一次幻想到达顶点的时候，我仍然会喊他。
“程越。”这个名字从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比“你”要烫得多。羞耻感在加剧，
但那一刻的快乐也在加剧。像一种毒药，明知道会腐蚀自己，却停不下来。
这种状态持续了大概两个月。两个月里，我大概跟他坐了三十多次同一班电梯。
我们聊过天气、聊过楼下新开的便利店、聊过小区里那只总在花坛边晒太阳的橘猫。
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废话，但每一句都被我记在心里。有一次他问我：“你一个人住？
”我说：“嗯。”“我也是，”他说，“一个人住挺自在的，就是有时候会无聊。
”我说：“无聊的时候可以敲敲墙，我陪你聊天。”说完我就后悔了。这句话太刻意了，
像是在暗示什么。但他只是笑了笑，说：“好啊。”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地扇自己耳光——当然是轻轻地、象征性地扇。我在心里骂自己：周茉莉，
你清醒一点。你是一个有抑郁症前科的三十六岁女人，刚从一段毁灭性的关系里爬出来，
你现在需要的是自我重建，而不是对着一个比你年轻、比你好看、比你正常的男人发花痴。
但我的心不听我的话。它像一只被关了太久的鸟，笼门一开就拼命往外飞，
根本不管外面是天空还是火海。五雨夜他叫了我的名字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个周三的晚上。
那天杭州下了一整天的雨，空气湿得像拧不干的毛巾。我画了一天的图，眼睛酸得不行，
吃了两片褪黑素准备早点睡。大概十一点左右，我听到隔壁有动静。不是平常的脚步声，
是门被重重关上的声音，然后是沉闷的一声“砰”——像是什么东西被摔在了地上。
然后是安静。我竖起耳朵听了大概五分钟，什么声音都没有。不对劲。我犹豫了很久，
最终穿上拖鞋走到门口，把门开了一条缝。走廊的灯是声控的，我的脚步声太轻，没有触发。
走廊里黑漆漆的，只有安全出口的绿灯亮着，发出幽幽的光。我走到隔壁门口，侧耳听了听。
里面很安静。我抬起手，犹豫了三秒钟，敲了敲门。没有回应。我又敲了三下。门突然开了。
程越站在门口，头发湿漉漉的，像是刚洗过脸。他的眼睛有点红，鼻翼微微翕动着，
整个人像一只被雨淋透的大型犬。“你没事吧？”我问。“没事，”他说，声音有点哑，
“吵到你了？”“没有，我还没睡。”沉默了几秒。“你要不要进来坐坐？”他说。
我知道我应该拒绝。一个独居的女人，深夜十一点，走进一个几乎不认识的男人的房间。
这不合逻辑，不安全，不正常。但我的脚已经跨进去了。他的房间布局跟我的一样，
但收拾得整齐很多。书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亮着，是一个被最小化的视频窗口。
旁边的烟灰缸里有三四个烟头，空气里残留着烟草和雨水混合的气味。
我看到墙角放着一个打开的行李箱，里面塞满了衣服，像是刚收拾到一半。“你在收拾行李？
”“嗯，”他坐回床边，揉了揉太阳穴，“明天要回一趟老家。”“怎么了？
”“我爸住院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但我注意到他攥紧了床单。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人的话我太熟了——过去那一年里，
我对许律说过无数遍“没事的”“会好的”“我在”。但那些话现在听起来像空壳子，
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只是在他旁边坐下来，没有说话。沉默持续了很久。雨打在窗户上，
噼噼啪啪的。“我妈走得早，”他突然开口，“我爸一个人把我带大的。他身体一直不好，
高血压、糖尿病，去年又查出来肾功能有问题。我在北京上班的时候，
每次接到家里的电话都心惊肉跳的。”他顿了顿。“后来我辞了北京的工作，调到杭州来，
离老家近一点。但我爸那个人你也知道——你不知道，反正就是那种打死也不肯去医院的人，
每次都是拖到不行了才去。”他又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一些。“这次是邻居给我打的电话。
他在家里摔了一跤，躺在地上两个小时才被人发现。”我听着这些话，心脏像被人握了一下。
不是因为他可怜。
是因为我太熟悉这种感觉了——那种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拴着、随时可能被拽回去的感觉。
你以为你走出来了，你以为你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但只要一个电话、一条消息，
一切就会崩塌。“会好的。”我说。说完我就后悔了。这是空话，
是我自己最讨厌的那种空话。但他没有反驳。他只是转过头看着我，
眼睛里的红色更深了一些。“谢谢你，茉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叫我的名字。
不是“周茉莉”，是“茉莉”。从那张嘴里说出来，像一颗糖被含化了，甜得发腻。
我垂下眼睛，看到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我想起那些夜晚，
我在脑子里描摹这双手的样子，想象它们放在我身上是什么感觉。现在它们就在我旁边，
不到二十厘米的地方。我的脸烧了起来。“我该回去了。”我站起来，声音有点抖。
他也站起来，比我高了快一个头。我仰着脸看他，他低着头看我，我们对视了大概三秒钟。
三秒钟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好，”他说，“早点休息。”我走出他的房间，
回到自己屋里，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心跳声大得像有人在耳边敲鼓。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做那件事。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再在脑子里幻想他，
我就真的越界了。之前那两个月，我的幻想是秘密的、单向的、安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