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叫沈渡，十七岁，高二学生。我第一次见到江老师的时候，正趴在课桌上睡觉。
同桌用胳膊肘狠狠怼了我一下，我迷迷糊糊抬起头，看见讲台上站着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衬衫，头发扎成低马尾，露出线条分明的侧脸。教室里很安静，
所有人都直愣愣地看着她，连平时最闹腾的几个男生都闭了嘴。她转过身来，
目光扫过全班——那双眼睛很亮，不是那种化妆修饰出来的亮，而是像深山里的泉水，
清得见底，却让人看不透深浅。“我姓江，江望舒。”她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字迹清瘦有力，“从今天起，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声音不高不低，
像冬天里一杯刚好的温水。班里安静了三秒，然后爆发出一阵窃窃私语。
在那些窸窸窣窣的声音里捕捉到几个关键词——“好漂亮”“看起来好年轻”“真的假的”。
我承认，我也多看了两眼。但也仅此而已。我沈渡在育才中学混了快两年，
换过的老师没有二十个也有十五个，漂亮的女老师不是没见过，最后不都走了吗？
育才中学是全市有名的“问题学校”。不是学校有问题，是学生有问题。准确地说，
是我所在的这个高二（七）班有问题。全年级倒数第一的班级，气走了三个班主任，
语文老师换了四个，数学老师上个学期直接被气进了医院。
教导主任在年级大会上说过一句话：“你们这个班，就是育才的耻辱。”我们不在乎。
耻辱就耻辱吧，反正没人管我们。江望舒来的第一天，没有立规矩，没有训话，
也没有像前几个老师那样试图“感化”我们。她只是安安静静地上了一堂课，
讲的是李商隐的《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她的声音在教室里流淌，
像月光铺在水面上。我注意到班里虽然没人听课，但也没人捣乱。这已经算是奇迹了。
下课后，她把课本夹在腋下，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趴在桌上，
听见后排的陈小刀嗤了一声：“装什么装，过不了两周就得哭着走。”我没说话。
但我心里隐隐觉得，这个女人不太一样。二果然，第一周平安无事。第二周，出事了。
周三下午第三节课，语文课。江望舒正在讲《阿房宫赋》，讲到“秦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的时候，教室后排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是张磊把椅子踢翻了。他站起来，
满脸通红，手里攥着手机，冲着电话那头吼：“**再说一遍？”全班都转过头去看他。
张磊是我们班的“霸王”，一米八五的个子，胳膊比我大腿都粗，
据说在外面跟着社会上的人混。前三个班主任走，两个跟他有关。江望舒停下讲课，
看着张磊。张磊挂了电话，把手机往桌上一摔，抓起书包就要往外走。“张磊。
”江望舒叫住了他。她的声音不大，但很奇怪，就是有一种让人停下来的力量。
张磊脚步一顿，回过头，眼神凶狠：“干嘛？”“你要去哪里？”“关你什么事？
”江望舒没有生气。她放下课本，慢慢走下讲台，走到张磊面前。她比张磊矮了将近一个头，
站在他面前就像一棵白杨树站在一堵墙前面。但她仰着头看他的时候，
张磊居然往后退了半步。“你家里出事了？”她问。张磊愣了一下，没说话，
但眼眶突然红了。那一瞬间，我看见了张磊脸上某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愤怒，
不是凶狠，而是一个十七岁男孩被什么东西击中的脆弱。“我爷爷……在抢救。
”张磊的声音哑了。“去吧。”江望舒说，“路上注意安全。”张磊看了她一眼，
转身跑了出去。教室里安静了很久。江望舒回到讲台上，拿起课本，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讲课。“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她的声音依然平稳，但我注意到她握着课本的手指微微发白。那天之后，
班里对江望舒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不是突然变得听话了——我们这种人，
不会因为一件小事就被收买。但那种“她好像不太一样”的感觉，在每个人心里都种下了。
第三周，她又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她把我们班所有人的周记——对，
她要求每周交一篇周记，自愿原则，不交不勉强——全部认认真真地看了，
然后在每一篇后面都写了批注。不是那种“语句通顺”“中心明确”的套话，
而是像在跟每个人单独说话。我交了周记吗？交了。但我写的是什么呢？
我写的是“这周无事可写，天气很热，食堂的饭很难吃”。她给我的批注是：“沈渡，
你的字很好看，像你这个人一样，有骨架。但骨架下面应该有血肉。
下周可以试着写写你自己。”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写我自己？我自己有什么好写的？
但我不得不承认，她注意到了我。不是作为“高二（七）班倒数第几名的学生”注意到我，
而是作为“沈渡”注意到了我。这种感觉很陌生。三我在育才中学是个透明人。成绩中下，
不惹事，不冒头，不参加任何活动。上课睡觉，下课发呆，放学就走。
我没有朋友——准确地说，我不需要朋友。从小到大，我习惯了独来独往。
我爸妈在我十二岁那年离婚了，我妈改嫁去了南方，我爸在城北的工地上搬砖。我跟着我爸，
但他很少回家，每个月往我银行卡里打一千块钱，够吃饭和交杂费。
我住在城中村一间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下雨天屋顶会漏水，冬天没有暖气。
我学会了做饭、洗衣服、换灯泡、通马桶。我学会了一个人活着。我不恨任何人。
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大部分都跟我没关系。包括学校，包括老师，包括同学。
但江望舒好像不这么觉得。第四周的周一，她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坐。
”她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我坐下了。她的办公桌上很干净，
只有一摞作业本、一个茶杯和一小盆绿萝。绿萝长得很茂盛，叶子绿得发亮。
“你爸在工地上干活？”她问。“嗯。”“你妈呢？”“在南方。
”她没有追问“南方哪里”“做什么工作”之类的问题。她只是点了点头，
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这是什么？”我没接。
“这周六有一个作文竞赛，在市一中。我帮你报了名。”我看着那个信封，没有伸手。
“我不去。”“为什么？”“我不参加这种活动。”“是因为不想参加，还是因为不敢？
”我抬起头看她。她的目光很平静，没有挑衅，也没有同情。她只是在问一个很普通的问题。
“有什么区别吗？”我说。“有。”她说，“不想参加是你不喜欢，不敢参加是你害怕。
你告诉我你是哪一种。”我沉默了很久。“……我不知道。”她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不是那种礼貌性的微笑，
而是眼睛弯起来、眼角微微皱起的、真正的笑。“那就去看看。”她说，
“看看你到底是不喜欢，还是害怕。”我拿起了那个信封。周六，我去了市一中。
作文竞赛的题目很简单，就两个字——“回家”。我坐在考场里，看着那两个字，
脑子里一片空白。回家？回哪个家？回那个下雨漏水的出租屋？
还是回那个已经不存在了的、有我爸我妈的家？我握着笔坐了半个小时，一个字都没写。
然后我想起了江望舒的批注——“试着写写你自己”。我写了一个故事。
一个男孩的父母离婚后，他一个人住在城中村里，每天放学回家，打开门，
说一句“我回来了”，没有人应他。他学会了对着空气说这句话，
就像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打招呼。我写得很顺，像开了闸的水。写到一半的时候，
我的眼眶有点热，但我忍住了。交卷的时候，我的卷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两周后，
结果出来了。我得了全市二等奖。当江望舒在班上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全班都安静了。
然后陈小刀带头鼓起了掌，稀稀拉拉的掌声最后变成了整齐的轰鸣。我坐在座位上，
耳朵发烫，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沈渡，”江望舒站在讲台上看着我，
“你证明了你自己。”下课后，她把我叫到走廊上。“这是你的获奖证书。
”她把一个红色的证书递给我。我接过来，不知道该说什么。“沈渡，”她看着我，
目光认真，“你很有天赋。不要浪费它。”“我没有浪费。”我低声说。“你在浪费。
”她的语气不重，但很坚定，“你每天睡觉、发呆、不交作业、不听课，你在浪费你的天赋，
也在浪费你的时间。”我抬起头，想说点什么反驳的话，但看见她的眼睛，又咽了回去。
“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她说。“什么？”“你不是不会，你是不敢。
你不敢努力，因为你怕努力了还是失败。你不敢认真，因为你怕认真了还是会被人忽视。
所以你选择什么都不做，这样你就可以告诉自己——‘我不是不行，我只是没做’。
”我站在原地，像被人扒光了衣服。她说得对吗？对。每一个字都对。但我恨她说得这么对。
“关你什么事？”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很冷。她没有后退，也没有生气。“不关我的事。
”她说，“但我是你的老师。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不需要理由。”她转身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站在走廊上。风从楼道里灌进来，吹得我眼眶发酸。四那天之后，我开始变了。
不是突然开窍、浪子回头那种戏剧性的变化，而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我开始交作业了，
上课不再睡觉了，偶尔还会举手回答问题。陈小刀说我“被江老师灌了迷魂汤”，我没理他。
也许他说得对。也许我确实被什么东西灌醉了，但那个东西不是迷魂汤，
而是有人终于告诉我——你可以试一试，失败了也没关系。我开始认真学语文，
不只是因为江望舒，而是因为我发现，文字真的可以承载一些东西。
那些我说不出口的话、表达不了的情绪，写在纸上，就变得清晰了。期中考试，
我的语文成绩从全班倒数第八变成了正数第五。总分排名也从倒数变成了中游。
成绩出来那天，江望舒在班上表扬了我。她说：“沈渡同学用两个月的时间证明了，
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做到任何事。”我低着头，耳朵又红了。但事情没有那么顺利。
张磊出事了。那天晚上，我接到陈小刀的电话：“张磊在校外被人打了，伤得很重，
现在在医院。”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张磊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脸上全是血，
左眼肿得睁不开。他妈妈坐在旁边哭，他爸站在走廊里抽烟，一句话都不说。
是校外的一群混混堵的他，原因很简单——他之前得罪了人。我站在病床边，
不知道该说什么。张磊看见我，居然笑了一下，露出被血染红的牙齿。“沈渡，
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别瞎说。”“我没瞎说。”他的声音很平静，
“我爸在走廊里抽烟，你知道吗？他连进来看我一眼都不愿意。我妈除了哭什么都不会。
我从小就这样，没人管我，没人教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在外面混，
是因为只有那些人把我当兄弟。”我坐在病床边，听他说话。他说了很久，
从小学被欺负讲到初中开始打架，从第一次抽烟讲到第一次进派出所。“你知道吗，
”他最后说，“江老师是第一个问我‘你家里出事了’的老师。
其他老师只会说‘张磊你又闹事’。”我没有说话。第二天，江望舒也来了医院。
她带了一袋水果和一束花——是雏菊，白色的，小小的，很朴素。张磊看见她的时候，
眼泪突然就下来了。一个一米八五、胳膊比我大腿都粗的男生，抱着一个语文老师送的花，
哭得像个小孩。江望舒坐在病床边，没有说“没事的”“会好的”之类的废话。
她只是安静地坐着，偶尔递一张纸巾。“张磊，”她说，“你觉得自己没得选，是吗？
”张磊点了点头。“你有的。”她说，“每个人都有。你现在觉得没得选，
是因为你只看到了眼前的那几条路。
打架、混社会、被人打、打回去——你觉得这就是你的全部。但外面还有很多路，
你只是还没看到。”“我怎么看得到？”张磊苦笑，“我成绩那么差，什么都不会。
”“你体育很好。”江望舒说，“你的短跑成绩放在全市都能排上名次。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张磊愣了一下。“意味着你可以走体育特长生这条路。”她说，
“我查过了，只要你文化课成绩达到最低线，有好几所大学可以要你。”病房里安静了很久。
张磊低下头，肩膀在颤抖。“我可以吗？”他问，声音小得像蚊子哼。“你可以。
”江望舒说，“但你得答应我两件事。第一，从今天起，不再打架。第二，好好学习，
把文化课成绩提上来。”张磊抬起头，满脸泪痕，
但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凶狠，不是麻木，
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几乎不敢置信的希望。“我试试。”他说。
五江望舒在育才中学待了三个月之后，关于她的传言开始多了起来。
有人说她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不知道为什么被发配到了我们这种学校。
有人说她家里很有钱，开的是几十万的车。还有人说她以前在别的学校教出了全省状元，
是被挖过来的。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高二（七）班开始变了。变化是缓慢的，
像春天的冰面底下开始流淌的水，你看不见，但你能感觉到。张磊真的没有再打架。
他开始每天下午去操场练短跑，文化课也在补。江望舒帮他联系了体育老师做专项训练，
还给他找了几个学长补课。班里其他同学也在变。陈小刀开始学画画了，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美术课上画的漫画被江望舒贴在了教室后面的板报上。
李婷婷开始学英语了，因为江望舒说她发音很好听。就连平时最沉默的赵小明，
也开始在周记里写诗了。我有时候会想，江望舒到底做了什么？
她好像什么都没做——没有开班会，没有搞活动，没有请家长，没有训斥任何人。
她只是上课、改作业、写批注、偶尔找我们谈话。但她做的每一件事，都像一颗种子，
落在我们这些贫瘠的土壤里，悄悄地生根发芽。期末考试，
高二（七）班的语文平均分从全年级倒数第一变成了正数第六——虽然不是名列前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