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儿的老邮差死了，死得蹊跷。
腊月二十九晚上，他还挨家挨户送年货快递，精神头好得能扛起半扇猪肉。第二天除夕早上，人就直挺挺躺在邮局门口，怀里紧紧抱着一封牛皮纸信封。
最邪门的是——那封信没有地址。
只有一行用毛笔写的字，墨迹新得发亮：“山里头，收。”
而今年，轮到我接他的班了。
腊月三十，凌晨五点，我被冻醒了。
窗户玻璃上结着厚厚的霜花，外头天还黑着，就听见院子里有人扯着嗓子喊：“陈默！陈默你小子死哪儿去了！”
是我二叔。我披上棉袄趿拉着鞋出去，一开门，冷风像刀子似的往脖子里钻。
“赶紧的！”二叔脸色铁青，手里提着个白灯笼，“老赵头没了，邮局那边乱成一锅粥，镇长让你现在就去接班！”
我脑子嗡的一声。
老赵头是我们镇上唯一的邮差，干了三十年。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镇上混了两年，上个月刚通过考试，说是给他当学徒，等开春再正式接手。
谁能想到，这年关还没过，人就没了。
“怎么……怎么没的？”我嗓子发干。
二叔眼神躲闪了一下：“问那么多干啥！赶紧穿厚实点，邮局那边还等着你清点东西呢！”
我套上最厚的羽绒服，跟着二叔深一脚浅一脚往镇中心走。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家家户户门上都贴着红对联，挂着红灯笼，可那红在惨白的天光里，显得格外扎眼。
老邮局是栋五十年代的老房子，青砖灰瓦，门口两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像鬼爪子似的伸向天空。
门口已经围了几个人，镇长、派出所的王所长，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面生人。地上用白粉笔画着个人形，旁边一滩暗红色的冰碴子。
“陈默来了。”镇长看见我，招招手，“进来吧，有些事得交代你。”
邮局里头比外头还冷。柜台后面堆满了没送出去的快递和信件，空气里有股陈年的霉味混着劣质油墨的味道。老赵头的办公桌在最里头，桌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个搪瓷茶杯，杯沿上还沾着茶渍。
“这是老赵头昨晚抱着的。”王所长递过来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那封牛皮纸信封。
我接过来看。信封很普通，镇上小卖部两毛钱一个的那种。没有邮票，没有邮编，没有收件人地址。只在正中央用毛笔竖着写了一行字：
山里头，收
字迹工整得有点过分，一笔一划像是用尺子比着写的。
“这……往哪儿送？”我抬头问。
镇长和王所长对视一眼，脸色都不太好看。
“小陈啊，”镇长搓着手，“老赵头干了三十年邮差，有个规矩，只有接他班的人才知道。现在他走了，这规矩……就得传给你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什么规矩？”
“每年除夕，下午三点整，必须送一封信进山。”王所长接过话头，声音压得很低，“送到哪儿不知道，给谁不知道。但必须送，雷打不动。”
“要是送不到呢？”
没人回答我。
办公室里的空气好像突然凝固了。墙上的老式挂钟滴答滴答响，每一声都敲在我心尖上。
最后还是镇长先开口：“老赵头的前任，姓李，干了二十五年。有一年除夕大雪封山，他没送成，开春就被发现死在自家床上。七窍流血，手里紧紧攥着一封没送出去的信。”
我后背的汗毛全竖起来了。
“再前一任，姓刘，干了十八年。送信的路上摔断了腿，信晚到了半个时辰。第二年清明，淹死在镇东头那条不到腰深的小河里。”
王所长补了一句：“尸检说是意外。”
去他妈的意外。
我算是听明白了——这他娘的不是邮差，是给阎王爷当差的！
“我能不干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镇长拍拍我的肩，力道很重：“合同签了，编制也定了。再说了，现在全镇都知道你是老赵头的接班人，这差事……推不掉了。”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老旧的帆布邮包，深绿色，边角都磨白了。包里空荡荡的，只有内衬口袋里塞着个小本子。
“这是老赵头的工作日志。”镇长把包递给我，“他交代过，如果他出了事，就把这个交给接班的。里面应该写了……该怎么送那封信。”
我接过邮包，帆布粗糙的质感磨着掌心。包里那股味道更浓了，像是陈年的汗味混着某种草药的味道，说不出的怪异。
“下午三点，”王所长看了眼手表，“你还有九个小时准备。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信必须送到。送到哪儿……你自己看日志。”
他们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冰冷的邮局里。
我坐到老赵头的位置上，椅子嘎吱响了一声。搪瓷茶杯里还有半杯冷茶，我端起来想喝一口定定神，凑到嘴边却闻到一股怪味——不是茶味，是某种腥甜的气息，像是铁锈混着草药。
我猛地放下杯子。
打开帆布邮包，掏出那本工作日志。牛皮纸封面，边角卷得厉害，一看就是经常翻。翻开第一页，纸张已经泛黄，上面用钢笔写着：
1983年2月13日晴
今天接李师傅的班。他死了，我该知道的。那封信太重，他扛不住。
规矩很简单：每年除夕，下午三点，背着邮包进山。不要问送给谁，不要看信的内容。送到地方，自然有人收。
如果路上有人叫你名字，别回头。
如果听见哭声，往东走。
如果看见穿红衣服的女人，闭着眼走过去。
送完信，太阳落山前必须出山。
切记。
我的手开始发抖。往后翻，每一页都只记着送信那天的天气和寥寥几句：
1984年2月2日阴
今年雪大，差点误了时辰。山里有东西跟着我，没敢回头看。
1987年1月29日雾
红衣女人又出现了，比去年站得近了些。她好像在笑。
1993年2月10日小雪
听见孩子哭，往东走了三里地，找到个破庙。庙里供的不是佛。
每一页的记录都让我脊背发凉。翻到最近几年，字迹开始变得潦草：
2018年2月15日晴
她越来越近了。今年我看见她的脸了。她在等我。
2019年2月4日阴
我老了，快扛不住了。明年……该找接班人了。
最后一页是空白的，只在中夹着一片干枯的树叶，叶脉是暗红色的，像血管。
我合上日志，心脏在胸腔里狂跳。
窗外的天渐渐亮了，镇上开始有人声。可我坐在这个冰冷的办公室里，感觉像是被隔绝在另一个世界。
那个牛皮纸信封就放在桌上，静静地看着我。
我伸手拿过来，很轻，轻得不像话。对着窗户的光照了照，里面好像只有一张纸。信封封口用浆糊粘得很牢，边缘已经发黄，像是很多年前就封好了。
可老赵头是昨晚才抱着它死的。
浆糊怎么可能那么旧？
我正想着，突然听见“叩、叩、叩”三声轻响。
是敲门声。
我抬头看向邮局大门——门是开着的，外头空无一人。
“谁？”我喊了一声。
没人回答。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街道上空荡荡的，只有风卷着落叶打转。对面小卖部的老板娘正在卸门板，看见我，笑着打招呼：“小陈这么早就上班啊？”
“刚……刚有人敲门吗？”我问。
老板娘愣了一下：“没听见啊。这大过年的，谁这么早来寄信？”
我退回邮局里，反手把门关上。可刚转身，那“叩、叩、叩”的声音又响了。
这次我听清了——不是大门。
声音来自柜台后面。
我慢慢走过去，柜台后面堆着半人高的信件和包裹。声音是从最底下传来的，很轻，很有规律，像是有人用指甲在轻轻敲击木板。
我蹲下身，扒开最外面的几个快递箱。
底下露出一个老旧的本地产木质工具箱，漆都快掉光了。声音就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
我咽了口唾沫，伸手去掀箱盖。
盖子很重，掀开的瞬间，一股浓烈的腥臭味扑鼻而来。我差点吐出来。
箱子里没有工具。
只有满满一箱泥土，黑得发亮，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泥土正中央，放着一个巴掌大的布娃娃。
娃娃是手工缝的，白布已经泛黄，脸上用红线绣着眼睛和嘴巴。可那嘴巴绣歪了，像是在诡异地笑。娃娃身上穿着一件小小的红衣服，针脚粗糙，但红得刺眼。
而娃娃的手——正在轻轻敲击木箱的内壁。
叩、叩、叩。
我吓得一**坐在地上，连滚带爬往后缩。可箱子里的娃娃突然不动了，那双红线绣的眼睛，好像转了一下，直勾勾地“看”向我。
然后，它咧开歪斜的嘴，发出细细的声音：
“今年……轮到你了……”
我尖叫一声，抓起桌上的邮包和信，疯了一样冲出邮局。
外头的冷风灌进肺里，我才稍微清醒一点。回头看去，邮局大门黑洞洞的，那个木箱子还在柜台后面，娃娃应该还在里面……
可我不敢回去看了。
我抱着邮包往家跑，路上撞见好几个早起准备年货的邻居，他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我也顾不上解释，一口气跑回自家院子，砰地关上门，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气。
“怎么了这是？”我妈从厨房探出头，“见鬼了？”
我张了张嘴，没敢说实话。
“没……没事，邮局那边有点乱，我回来拿点东西。”
我钻进自己房间，把邮包和信扔在床上，然后从床底下拖出个旧皮箱。箱子里有我爷爷留下的东西——他是个老道士，虽然我没跟他学过什么真本事，但箱子里有些符纸和铜钱，应该能辟邪。
我抓了一把符纸塞进兜里，又挑了个最旧的铜钱挂在脖子上。冰凉的铜钱贴着皮肤，稍微让我安心了一点。
再看床上那封信，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可我知道，它一点都不普通。
下午三点，我要背着它进山。
进那座我们镇上人从小就被告诫“天黑别进去”的老山。
我坐在床边，翻开老赵头的日志，想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提示。可翻着翻着，我发现了一件更可怕的事——
日志里所有关于“红衣女人”的记录，时间跨度是三十年。
但出现的频率，在增加。
最开始是每隔几年出现一次，后来是每两年，最近五年，每年都出现。
而每次的描述里，她都在靠近。
从“远远看见”，到“站在路边”，到“跟在身后”，到去年老赵头写的“我看见她的脸了”。
她在靠近什么？
是在靠近送信的人？
还是在靠近……收信的地方？
我突然想起老赵头最后一页夹着的那片红叶。翻到那一页，拿起叶子对着光看。暗红色的叶脉在阳光下仿佛在微微搏动，像真的有血液在里面流动。
叶子的背面，用极细的笔迹写着一行小字，我得凑得很近才能看清：
她在等一个人替她送信
等够了，她就能走了
我的手一抖，叶子飘落在地。
什么意思？她在等一个人替她送信？替谁送？送什么信？
难道这三十年来，老赵头每年送的信……
都不是给山里的“人”的？
而是给她的？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麻。窗外传来鞭炮声，已经有孩子迫不及待开始过年了。可我的除夕，注定要在那座鬼山里度过。
中午我妈叫我吃饭，我勉强扒拉了两口，味同嚼蜡。我爸看出我不对劲，问：“邮局那边很麻烦？”
“嗯，有点。”我含糊过去，“下午得进山一趟，送个加急件。”
“大过年的进山？”我妈皱眉，“不能等明天？”
“急件，耽误不得。”
我没敢说这信耽误了会死人的。
吃完饭，我回屋准备。帆布邮包里除了那封信和日志，我还塞了手电筒、打火机、一把小刀，还有爷爷留下的符纸。想了想，又把床头那瓶二锅头也塞了进去——壮胆。
两点半，我背上邮包出门。
我妈追出来往我兜里塞了几个苹果：“路上吃，早点回来，晚上还等你吃年夜饭呢。”
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知道了妈。”
我不敢回头，怕她看见我发红的眼眶。
从镇上到山脚要走四十分钟。我沿着公路走，一路上碰见好几个熟人，都笑着打招呼：“小陈，大过年的还工作啊？”
“啊，送个信。”
“辛苦辛苦！”
他们不知道，我可能是去送命的。
走到山脚下时，正好两点五十五。眼前就是进山的小路，被积雪覆盖着，只有一串新鲜的脚印——应该是老赵头昨天留下的。
我深吸一口气，踏上了那条路。
林子里比外面暗得多，高大的松树遮天蔽日，积雪压弯了枝桠。我的脚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在这寂静的山林里格外刺耳。
走了大概十分钟，我掏出怀表看时间——三点零五分。
已经过了老赵头说的“三点整”。
我心里一紧，加快脚步。可越往里走，林子越密，路越难辨认。地上的脚印也开始变得杂乱，像是老赵头昨天在这里徘徊了很久。
又走了十分钟，我来到一片相对开阔的坡地。这里的雪地上，脚印突然变得很深，很乱，像是有人在原地打转。
然后，脚印消失了。
不是继续往前，也不是往回走，就是凭空消失了。
我站在原地，浑身发冷。抬头四望，周围除了树还是树，没有任何建筑物，也没有任何像能“收信”的地方。
老赵头的日志里说“送到地方，自然有人收”。
可这鬼地方，哪像有人？
我正不知所措，突然听见一阵细微的声响。
像是……女人的哼歌声。
很轻，很飘忽，调子是我从没听过的古老歌谣。声音从东边传来。
我猛地想起日志里的提示：“如果听见哭声，往东走。”
这不是哭声，是歌声。但在这鬼地方，歌声比哭声更瘆人。
我握紧胸前的铜钱，犹豫了几秒，还是决定往东走。既然日志是唯一的指引，我只能信它。
往东是一片更密的林子，地上的积雪几乎没人踩过。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那哼歌声时远时近，像是在引路，又像是在戏弄我。
走了大概一里地，眼前突然出现一座破庙。
很小，很旧，瓦片掉了一大半，门歪歪斜斜地挂着。庙前有棵老槐树，树下立着一块石碑，碑文已经模糊不清。
我走近看，勉强能认出几个字：“……氏……香火……”
这应该就是日志里1993年提到的那座“供的不是佛”的破庙。
歌声就是从庙里传出来的。
我站在庙门口，心跳得像打鼓。门虚掩着，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有人吗？”我喊了一声。
歌声停了。
然后，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很轻，很柔：
“信……带来了吗？”
我腿一软，差点跪下。
真有人收信？
我颤抖着手从邮包里掏出那封信，对着门缝说：“带……带来了。”
“递进来。”
我推开门。庙里比外面还暗，过了好几秒眼睛才适应。正中央果然没有佛像，只有一个石头垒的供台，台上放着一个牌位，但离得远看不清字。
供台前，背对着我，坐着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身红。
鲜红鲜红的棉袄，红得像血。头发很长，黑得发亮，梳成一根粗辫子垂在背后。
“放供台上。”她说，还是没有回头。
我咽了口唾沫，慢慢走过去。越靠近，越觉得冷，不是外面的那种冷，是透进骨头里的阴冷。供台上积着厚厚的灰，我把信放在上面，转身就想走。
“等等。”
她叫住我。
我僵在原地，不敢回头。
“老赵头……没来？”她问。
“他……他死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女人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轻轻笑了，笑声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死了啊……也好，他累了三十年了。”
她终于转过身。
我看见了她的脸。
很年轻，不会超过二十五岁。皮肤白得透明，眼睛很大，嘴唇是淡淡的粉色。她很美，美得不像是真人，倒像是年画里走出来的仙女。
可她的眼睛——没有神。
空洞洞的，像是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看着你，又好像没在看你。
“你叫陈默？”她问。
“是……是。”
“今年多大了？”
“二十二。”
“真年轻。”她喃喃道，站起身朝我走来。
她一动，我才发现她的脚——没有穿鞋。赤脚踩在冰冷的地面上，冻得发青，可她好像感觉不到冷。
她走到我面前，离得很近，近得我能闻到她身上一股淡淡的香味，像是檀香混着某种花香。她抬起头看我，那双空洞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
“长得……有点像他。”她轻声说。
“像谁？”我下意识问。
她没回答，而是伸出手，冰凉的手指轻轻拂过我的脸颊。那触感让我浑身一颤，想往后退，可脚像钉在地上一样动不了。
“别怕。”她笑了，笑容很美，却让我毛骨悚然，“我不会害你。至少今年不会。”
她的手顺着我的脸颊滑到脖子，最后停在我胸前的铜钱上。
“张老道的孙子？”她挑眉，“难怪他选了你。”
她认识我爷爷？
“你……你到底是谁？”我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
女人收回手，转身走回供台前，背对着我：
“我是收信的人。也是……寄信的人。”
她拿起那封信，轻轻摩挲着信封：“这封信，我写了三十年了。每年除夕，都要重新写一遍，让邮差送回来给我自己。”
我脑子转不过弯了：“你自己寄给自己？”
“因为我在等。”她转过身，眼神突然变得锐利，“等一个能真正把这封信送出去的人。老赵头不行，他胆子太小。他前面那个姓李的也不行，太贪心。再前面那个姓刘的……太蠢。”
她一步步朝我走来，红棉袄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一团流动的血。
“我等了三十年，看了三十个邮差。”她停在我面前，仰头看我，“你是第三十一个。也是最像他的一个。”
“像谁？”我又问。
这次她回答了：
“像我丈夫。”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刺骨，力气却大得惊人。
“帮我送一封信。”她盯着我的眼睛，那双空洞的眼眸里突然有了神采，是一种近乎疯狂的执念，“不是这种每年糊弄鬼差的假信。是一封真正的信，送到它该去的地方。”
“送到哪儿？”我声音发干。
她凑近我，嘴唇几乎贴到我耳朵上，呼出的气息都是冰凉的：
“送到坟山最深处，那座没有墓碑的坟前。”
“告诉他，我怀孕了。”
“怀了他的孩子。”
“三十年了……孩子该出生了。”
我浑身血液都凉了。
而就在这时，庙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还有人大喊：
“陈默！陈默你在里面吗？！”
是王所长的声音。
女人脸色一变，猛地推开我：“他们来了。记住，明年除夕，如果你还想活，就帮我送那封信。”
她转身冲向供台后的阴影里，红影一闪，消失不见了。
庙门被砰地撞开，王所长带着两个警察冲进来，手电筒的光柱乱晃。
“陈默！你没事吧？”王所长冲过来抓住我。
“没……没事。”我惊魂未定，“你们怎么来了？”
“镇长不放心，让我带人来看看。”王所长环顾四周，“刚才你跟谁说话？我们听见有女人的声音。”
我张了张嘴，看向供台——那封信不见了。
供台上空空如也，只有厚厚的灰尘。
“没……没人。”我听见自己说，“可能是我自己自言自语。”
王所长怀疑地看着我，但没再追问：“信送到了？”
“送到了。”
“那就好，赶紧下山，天快黑了。”
我被他们拉着走出破庙。回头看了一眼，庙里黑漆漆的，什么都没有。
可我知道，她还在里面。
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等了一封三十年的信。
而她现在，等到了我。
下山路上，王所长一直没说话。快到山脚时，他突然问：
“你看见什么了？”
我犹豫了一下：“看见个穿红衣服的女人。”
王所长脚步一顿，脸色变得很难看：“她……跟你说话了？”
“说了。”
“说什么了？”
我想到那个女人最后的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就说信收到了。”
王所长深深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得我看不懂：“陈默，有些事……别问太多。把信送到就行，别的，别管。”
“可她到底是谁？”我终于忍不住问。
王所长沉默了很久，直到我们走出山林，看见镇上的灯火，他才低声说：
“一个不该等的人。”
“等一个不该回来的人。”
那天晚上的年夜饭，我吃得味同嚼蜡。电视里春晚的声音吵吵闹闹，可我的耳朵里好像还回荡着破庙里那个女人的哼歌声。
睡觉前，我翻开老赵头的日志，想再看看有没有关于“红衣女人”丈夫的线索。可翻遍了，除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记录，什么都没有。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看天花板。
那个女人说她等了三十年。
她说她怀孕了，怀了她丈夫的孩子。
可三十年……孩子早该出生了才对。
除非……
一个可怕的念头钻进我的脑子。
除非那孩子，从来就没能出生。
而她要我送的信，是要送到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前。
坟里埋的是谁？
她的丈夫？
还是……
我猛地坐起来，冷汗浸透了背心。
窗外，除夕夜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烟花在夜空炸开，绚烂又短暂。
而我知道，从今天起，我的每一个除夕，都要和那个红衣女人纠缠在一起。
直到我帮她送出那封真正的信。
或者直到我像老赵头一样，死在某个除夕的早晨。
我摸出枕头下的那枚铜钱，冰凉的触感让我稍微清醒一点。
爷爷，如果你在天有灵，告诉我——
这趟浑水，我到底该不该蹚？
那个女人，到底是人是鬼？
她要送的那封信，又会揭开怎样可怕的秘密？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明年的除夕，下午三点，我还会进山。
而下次，我不会只送一封没有地址的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