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的雨，总是缠缠绵绵的。湿漉漉的风卷着梧桐叶，扑在窗玻璃上，留下几道蜿蜒的水痕。
我坐在桌前，看着台灯下那本摊开的相册，指尖划过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的年轻男女，
笑得眉眼弯弯，男生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女生扎着马尾，手里举着一支冰糖葫芦，
腮帮子鼓鼓的，像只偷食的小松鼠。那是我和陈明。照片的背面，
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1998年冬，雪落那天，娶你。
”笔尖的墨水晕开了一点，像一滴迟迟未落的泪。窗外的雨，又大了些。雨点敲打着屋檐，
淅淅沥沥的，像极了这些年，落在我心底的那些声响。
一、红棉袄与白月光我和陈明是在棉纺厂的车间里认识的。那年我十九岁，
刚从乡下老家出来，托着远房亲戚的关系，进了这家棉纺厂，成了一名挡车工。
车间里的机器轰隆作响，棉絮飞得漫天都是，呛得人嗓子发痒。
我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笨拙地学着接线头，
手指被锋利的纱线划开了一道又一道小口子，渗出血珠，疼得我直咧嘴。
陈明是车间里的技术员，比我大三岁，个子高高瘦瘦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
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他见我手忙脚乱的样子，便走过来，耐心地教我怎么接线，
怎么调节机器的转速。他的声音很好听，像春日里的微风，轻轻拂过耳畔。“别怕，慢慢来。
”他说，“这些机器看着凶，其实都是纸老虎。”我抬头看他，阳光透过车间的窗户，
落在他的脸上，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光。那一刻，我的心跳，漏了一拍。那时候的陈明，
是车间里许多姑娘的白月光。他不仅人长得俊，心肠也好，谁家里有困难，
他都会伸手帮一把。隔壁组的王姐男人卧病在床，
他主动替人家值了半个月的夜班；门口传达室的大爷孙子考上大学缺钱，
他二话不说塞了两百块，那可是他大半个月的工资。可他偏偏对我，格外上心。
他会在我加班的时候，偷偷给我带一个热乎乎的肉包子，是厂门口张婶家的，皮薄馅大，
咬一口能流出油来；会在我生病的时候，骑着那辆半旧的二八大杠，载着我去医院，
自行车后座垫着厚厚的棉垫，怕硌着我；会在我想家的时候，陪我坐在厂门口的台阶上，
听我絮絮叨叨地说着老家的事儿，手里还攥着一颗剥开的大白兔奶糖，
等我哭够了就塞到我嘴里。我知道，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棉纺厂放假了，陈明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去了城郊的公园。雪地里，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布包，里面是一件崭新的红棉袄。棉袄是枣红色的，
面上绣着细碎的梅花，针脚细密得挑不出一点毛病。“我娘做的，”他挠了挠头，
耳朵尖红得像熟透的柿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她说，城里的姑娘都爱穿红的，喜庆。
还说……这棉袄衬你，好看。”那件红棉袄，大小刚刚好。我穿上它，站在雪地里，风一吹，
棉袄的下摆轻轻晃着，暖融融的热气从布料里渗出来，裹着我全身。陈明看着我，
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林晓梅，”他深吸一口气，声音带着点颤抖，“嫁给我吧。
”我没有说话，只是扑进了他的怀里，眼泪打湿了他的肩头。雪花落在我们的头发上，
眉毛上，冰凉凉的，却带着一股甜丝丝的暖意。他的胸膛很结实，心跳得又快又沉，
和我的心跳，隔着一层薄薄的棉衣，撞在一起。我们的婚礼，办得很简单。没有婚纱，
没有钻戒，没有像样的酒席，只有那件红棉袄，和两桌摆在小平房里的家常菜。
我娘从老家赶来，偷偷塞给我一个红绸包，里面是一对银镯子，说是祖传的，能辟邪。
亲戚朋友们都说，我捡了个宝。陈明是个踏实肯干的人，跟着他，准能过上好日子。
那时候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婚后的日子，清贫却温馨。我们住在棉纺厂分配的小平房里，
屋子不大，只有一间卧室，一个逼仄的厨房，却被我收拾得干干净净。
墙上贴着我剪的红窗花，窗台上摆着几盆蒜苗，绿油油的，透着一股子生机。每天早上，
陈明会早早起床，给我熬一碗小米粥，粥里卧着一个荷包蛋，蛋黄流心；晚上，
我们会坐在灯下，他看技术书，我缝补衣服，偶尔抬头相视一笑，
满屋子都是岁月静好的味道。第二年，女儿婷婷出生了。小小的婴孩，粉雕玉琢的，
眼睛像黑葡萄，哭起来声音脆生生的，像个小天使。陈明抱着女儿，笑得合不拢嘴，
连眼角的皱纹，都透着一股子喜气。他笨手笨脚地学着换尿布，学着冲奶粉，夜里婷婷一哭，
他比我醒得还快，抱着孩子在屋里来回踱步，哼着跑调的摇篮曲。为了多挣点钱，
陈明主动申请去了夜班。夜班的补贴高，一个月能多拿五十块。他说，等攒够了钱，
就给我买一条金项链，再给婷婷买一架钢琴。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
好像那项链和钢琴，就在眼前。我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脸庞，看着他眼底的红血丝，
心里既心疼，又甜蜜。我想，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就像棉纺厂车间里的那些纱线，
只要肯用心，总能织出一匹漂亮的布。二、下岗潮与旧单车日子，确实一天天好起来了。
陈明凭借着过硬的技术，解决了车间里好几项老大难的机器故障，被提拔成了车间主任。
我们的工资涨了，小平房换成了两室一厅的楼房，虽然是顶楼，夏天热得像蒸笼，
冬天冷得像冰窖，可我们俩还是乐了好几天。我也辞掉了挡车工的工作，在家专心带孩子，
偶尔做点手工活，缝些布娃娃，拿到市场上去卖，补贴家用。婷婷渐渐长大了，
出落得亭亭玉立，像个小大人。她喜欢画画，画的小人儿有模有样的。陈明便省吃俭用，
戒掉了抽了多年的烟，给她报了美术班。每次去接婷婷放学，
看着女儿蹦蹦跳跳地扑进陈明怀里，手里举着画得歪歪扭扭的全家福，我都觉得，
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可命运的齿轮，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转向。2003年，
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棉纺厂。厂里的效益一天比一天差，机器老旧，订单锐减，
仓库里积压的布匹堆得像小山。上面下了文件，要大规模裁员，减员增效。一时间，
人心惶惶。车间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愁云，
说话的声音都压得低低的，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就成了被裁掉的那个。陈明作为车间主任，
自然是第一批被约谈的对象。那天晚上，他回来得很晚，比平时晚了三个小时。
天已经黑透了，外面刮着风，他推开门的时候，带着一身的寒气和烟味。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喊我“老婆”，只是默默地换了鞋，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烟雾缭绕，呛得我忍不住咳嗽。“怎么了？”我小心翼翼地问，给他端了一杯热水。
陈明掐灭了烟头，烟蒂在烟灰缸里堆成了小山。他的脸色阴沉得可怕，眼底布满了红血丝，
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厂里要裁员，我……可能保不住工作了。”我的心，猛地一沉，
手里的水杯晃了一下，热水洒出来，烫到了手，我却浑然不觉。那段时间，
陈明整个人都变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回家后笑眯眯地逗婷婷玩，
不再陪我看晚间的电视剧，只是整日坐在沙发上，抽烟，发呆。有时候，我跟他说话，
他也只是敷衍地应一声，眼神空洞得吓人，像丢了魂。婷婷拉着他的手，让他看自己画的画，
他也只是摆摆手，说“爸爸累了”。我知道，他心里难受。棉纺厂是他待了十几年的地方，
这里有他的青春，他的梦想，他从一个学徒工，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到车间主任，
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如今，说没就没了，换做是谁，都接受不了。我劝他：“没关系，
丢了工作，我们再找。凭你的技术，还怕找不到活儿干吗？实在不行，我们就回老家，
种地也行，总能过日子。”他只是苦笑，不说话。烟雾熏得他眼睛通红，
却没有一滴眼泪掉下来。没过多久，裁员名单下来了。公示栏前挤满了人，吵吵嚷嚷的，
有人哭，有人骂，有人瘫坐在地上。陈明的名字，赫然在列，排在前几位。他站在公示栏前，
看了很久很久，风吹起他的衣角，他的背影，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单薄。那天，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像个孩子一样，哭得撕心裂肺。
我站在门外，听着他的哭声，心里像针扎一样疼。我想推门进去，抱抱他，可我知道，
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人静一静。下岗后的陈明，开始四处找工作。
他跑遍了城里的大街小巷，把所有的招工启事都看了个遍。人才市场的招聘信息栏前，
他每天都去，一站就是大半天，手里攥着那份皱巴巴的简历，
上面写着他在棉纺厂的工作经历，写着他获得的那些奖状。可他在棉纺厂待得太久了，
除了修机器，什么都不会。那些招聘单位，要么嫌他年纪大，要么嫌他没经验，
要么就是招一些保安、保洁的岗位，他拉不下脸去做。一次次的碰壁，
让陈明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他开始酗酒，每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回来后，
要么倒头就睡，要么就对着我和婷婷发脾气。家里的碗，被他摔碎了好几个；墙上的相框，
也被他扫落在地，玻璃碴子溅了一地。有一次，婷婷不小心打翻了他的酒杯，
酒洒在了他的裤子上。他竟抬手给了婷婷一巴掌。清脆的响声，在安静的客厅里，
显得格外刺耳。婷婷愣了一下，随即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哭得撕心裂肺。我冲上去，
死死地抱住女儿，对着他吼：“陈明！你疯了吗？她是你的女儿啊！你怎么下得去手？
”陈明看着我，看着婷婷哭得通红的脸，看着她脸上清晰的巴掌印，
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痛苦。他蹲在地上，抱着头，
喃喃自语：“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打她……”我看着他这副模样，
心里的酸楚，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我知道，他不是坏，他只是太憋屈了。生活的压力，
失业的痛苦，像一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为了维持生计，我重新找了份工作。
在一家超市里做收银员，每天起早贪黑，从早上七点，忙到晚上十点。超市里的人来人往，
嘈杂不堪，有时候遇到难缠的顾客，还要受一肚子气。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到家，
还要收拾被陈明弄得乱七八糟的屋子。陈明看着我日渐憔悴的脸庞，
看着我手上因为搬东西磨出的茧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戒掉了酒，开始学着做一些小生意。
他用家里仅存的一点积蓄，买了一辆二手的三轮车，去批发市场批了些苹果、橘子，
每天骑着车，走街串巷地叫卖。夏天的太阳，毒辣辣的，晒得他黝黑黝黑的，
背上的皮肤晒脱了皮，红得像火烧；冬天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得他脸颊生疼，
手上长满了冻疮，又红又肿。我看着他骑着三轮车，渐行渐远的背影，
看着他被汗水浸湿的后背，看着他吆喝着“卖水果嘞，新鲜的水果嘞”，心里五味杂陈。
曾经那个斯斯文文的技术员，那个穿着干净衬衫、戴着眼镜的车间主任，如今，
成了一个满身尘土的小贩。那天，我去超市上班，路过一个街角，
看见陈明的三轮车停在路边。他正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捡着散落一地的苹果。
刚才一辆小轿车开过，溅了他一身泥水，三轮车也被撞得晃了一下，一筐苹果滚了出来，
摔烂了好几个。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男人，站在他面前，指着他的鼻子，
破口大骂：“你眼瞎啊！会不会骑车？把我的裤子都弄脏了！你知道我这条裤子多少钱吗？
赔得起吗你？”陈明低着头，不停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看见您的车……我赔你钱……”他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掏钱，掏了半天，
只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加起来还不到五十块。男人嫌恶地看了他一眼，啐了一口唾沫，
骂骂咧咧地走了。陈明蹲在地上，看着那些摔烂的苹果，眼眶泛红。
他捡起一个没摔坏的苹果，擦了擦上面的泥，放进筐里，然后默默地推着三轮车，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三轮车的轮子，吱呀作响，像一首悲伤的歌。我站在不远处，看着他，
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我走过去，蹲在他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陈明抬起头，
看见是我，慌忙擦了擦眼睛，挤出一个笑容，那笑容比哭还难看：“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是上班吗？”“我请假了。”我说，“我们回家吧。”他点了点头，站起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