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有个邻居，姓陈，村里人都叫他陈老师。那年月里，村里识字的人不多，
陈老师算一个，他曾在县城上过几年学，后来不知怎的就回到了村子，
在村东头的破庙里教孩子们认字。我六岁那年，第一次被母亲牵着手带到那座破庙前，
抬头看见门楣上歪歪扭扭写着“月亮门小学”几个字。“为什么叫月亮门？”我怯生生地问。
母亲还没来得及回答，陈老师从庙里走了出来。他个子不高，背有些微驼，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他的眼睛很特别，
不是农村人那种浑浊的土黄色，而是清澈的，像秋天早晨的溪水。“因为每天晚上，
月亮会从东边的窗户照进来，”陈老师蹲下身子，视线与我齐平，
“在墙上画一个圆圆的月亮门，走进那扇门的孩子，就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母亲交了半篮子鸡蛋作为学费，我便成了陈老师的第十三个学生。破庙里只有一间正堂，
摆着七八张歪歪斜斜的课桌，每张桌上都摆着石板和石笔。
最前面的墙上挂着一块比门板稍小的黑板，黑漆已经剥落了大半。陈老师就站在这块黑板前，
教我们认字、算数，偶尔还讲些外面的故事。每天放学后，陈老师总会让我多留一会儿，
他说我认字快，得多学些。其实是因为我父亲在他最困难时借过他一袋米，
他总想着要还这份情。他住在破庙后头一间小偏房里，
屋里除了一张木板床、一个掉了漆的木箱和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外，再没有别的家具。
那条缺了的桌腿被他用几块砖头垫着，居然也稳稳当当。有天傍晚，
我正在石板上写“天地人”，陈老师突然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停下笔，抬头看他。
“从前有个少年，读书很用功，考上了县里的中学，”陈老师望着窗外出神，
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他离开村子那天，全村人都来送他，父亲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鸡卖了，
凑足了路费。母亲塞给他一双连夜纳的布鞋，鞋底纳得密密麻麻，说是走到天边也磨不破。
”“后来呢？”“后来啊……”陈老师顿了顿，“他在县城读了三年书，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老师说，他能考上省城的大学，能去北京，能见到天安门。可是第三年夏天，
家里捎信来说父亲病了，要他回去。他赶回去时，父亲已经不会说话了，
只是用眼睛死死盯着他。三天后，父亲走了。”暮色渐渐浓了，陈老师没有点灯，
我们的脸在昏暗里模糊不清。“他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发现家里欠了一**债，
还有个十岁的妹妹。他母亲跪在村长家门口，借来了下葬的钱。那天晚上，
他烧掉了所有的课本，把省城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折成一只纸船，放进了村口的河里。
”我似懂非懂：“那个少年后来怎么样了？”陈老师站起身，走到窗前。
破庙东边的窗户缺了两块玻璃，用油纸糊着，晚风吹过，油纸发出“噗噗”的声响。
“后来啊，他留在了村里，娶了隔壁村的姑娘，生了两个孩子，”他的声音很平静，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他却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个影子，白天跟着人走，
晚上就消失在墙缝里。”“再后来呢？”“再后来，他的妻子带着孩子们走了，
说是回娘家住几天，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不知该怎么接话，低头继续写我的“天地人”。
写完最后一个字，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陈老师送我出庙门时，月亮刚好升起来，
清清冷冷的，照得土路一片银白。“快回去吧，你娘该着急了。”他拍拍我的头。
我走出几步，回头看时，陈老师还站在庙门口，佝偻的身影被月光拉得很长很长，
一直延伸到庙墙根下那丛野草里。不知怎的，我想起他刚才讲的故事，心里莫名地有些发慌。
那天之后，我对陈老师的过去充满了好奇，但又不敢多问。只是在村里的老人们闲聊时，
会竖起耳朵听。零零碎碎地，我拼凑出一些事情：陈老师年轻时确实有过机会离开村子，
后来不知为什么放弃了；他的妻子带着一儿一女离开后，
据说改嫁到了邻县；陈老师的母亲在他三十岁那年去世，之后他就一个人住在破庙里，
守着这个越来越小的“学校”。村里的孩子一年年少下去。年轻的父母要么外出打工，
把孩子带到城里；要么把孩子送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到我去县城上初中那年，
“月亮门小学”只剩下五个学生了。我去向陈老师告别的那天，
他正在给三个孩子讲“愚公移山”。见我来了，他停下讲课，从床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
“这个给你。”他把布包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支钢笔，黑色的笔身已经磨得发亮，
笔帽上的金属夹子有些松了。“这是我当年在县城读书时用的，”陈老师说，“笔尖是金的，
还能用。”我握紧那支笔，突然有些鼻酸。“好好读书，
”陈老师的手在我肩膀上停留了一下，“走出去了，就别回头。”我点点头，
又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三个孩子好奇地看着我们，其中一个拖着鼻涕的小男孩问：“陈老师，
愚公最后把山移走了吗？”“移走了，”陈老师说，“他相信能移走，山就真的移走了。
”我离开村子那天，陈老师没有来送我。母亲说，他一大早就去了镇上，
说是要买些粉笔和本子。我坐在去县城的拖拉机上，回头望着越来越远的村庄，
望着村东头那棵老槐树——破庙就在槐树后面，但我已经看不见了。
县城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世界。三层楼的中学，明亮的教室，
穿着整洁的老师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我很快适应了新环境，成绩也一直不错。
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时，会想起陈老师，想起那间破庙，想起墙上那个“月亮门”。
初中三年，我只有寒暑假回村子。每次回去，我都会去破庙看看陈老师。学生一年比一年少，
到我初三那年，只剩下两个了。一个是因为小儿麻痹症腿脚不便的女孩，
一个是家里穷得连去镇上住校的钱都没有的男孩。破庙更加破败了。雨季时，屋顶漏雨，
陈老师就用木盆接水。冬天，北风从墙缝里钻进来，他给两个孩子裹上自己的棉衣，
一边讲课一边跺脚取暖。村里干部找过他几次，说要拆了破庙，盖个养老院，
让他搬到村西头的空房子里住。陈老师总是摇头：“这几个孩子还得上学。
”“镇上不是有学校吗？”“他们去不了。”陈老师只是这么说。村干部摇着头走了，
逢人就说陈老师倔得像头驴。我考上县城高中的那个暑假，
回村时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陈老师捡了个孩子。“就在村口的桥底下，
”母亲一边剥豆子一边说，“不知道谁扔的女婴，脐带还没掉干净呢，裹着件破棉袄。
陈老师早上路过，听见哭声，就给抱回来了。”“那孩子现在呢？”“还在破庙里，
”母亲叹了口气，“陈老师养着，还给她起了个名字，叫陈月。”我放下行李就往破庙跑。
陈老师正在院子里晾尿布。那些洗得发白的旧床单裁成的尿布，在夏天的太阳下飘着，
像一面面小小的旗帜。破庙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陈老师连忙擦擦手，快步走进去。
我跟了进去。屋里弥漫着一股奶味和尿骚味混合的气味。陈老师的木板床上，
躺着一个小小的婴儿，脸皱巴巴的，正张着嘴大哭。“饿了，”陈老师说，
他从暖水瓶里倒出些温水，又从一个铁皮罐子里舀出一点奶粉——那是村里人凑钱买的。
他试了试温度，把奶瓶塞进婴儿嘴里。哭声停止了，只剩下“咕嘟咕嘟”的吞咽声。
“您真的要养她？”我小声问。陈老师点点头，眼睛盯着怀里的小生命，
目光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可是您……”“我能养大，”陈老师打断我，
“以前我两个孩子，不都是我自己带大的？”我知道他说的是妻子走后的日子，
那时他的大女儿七岁，小儿子五岁。“村里人说，应该送到镇上的孤儿院。”我犹豫着说。
陈老师的手顿了顿，婴儿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吐出奶嘴，又哭了起来。他轻轻摇晃着，
哼起一首不成调的歌，像是自创的摇篮曲。哭声渐渐小了，婴儿闭上眼睛，睡着了。
“她不会去孤儿院，”陈老师低声说，“她有家了。”那天下午，我帮着陈老师修补屋顶。
八月的太阳毒辣得很，我们俩都汗流浃背。陈老师话很少，只是在递瓦片时偶尔说几句。
修补完一处漏洞，他坐下来休息，从怀里摸出半包皱巴巴的烟，点了一支。“高中课程难吗？
”他问。“还好，就是英语有点吃力。”“英语要天天读，”他说，“我当年也学过一点，
现在都忘了。只记得‘apple’是苹果，‘book’是书。”我笑了：“您记性真好。
”陈老师没说话，只是默默抽着烟。烟雾在热空气中慢慢上升、散开。破庙里很安静，
只有远处知了的叫声和陈月偶尔的梦呓。“您后悔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
陈老师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快得让我以为是错觉。“后悔什么？
”他问。“当年没有出去读书，没有……”“没有离开这里？”他接过话头，轻轻笑了笑，
“后悔有什么用？日子是一天天过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他把烟蒂在地上按灭，
站起身：“再说了，我要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陈月怎么办？”那天傍晚，我离开时，
陈老师正抱着陈月在院子里散步。夕阳给破庙镀上一层金色，
陈老师的背影在余晖中显得异常坚定，仿佛能扛起整座山的重量。高中三年，
我回村的次数更少了。每次回去，都能看到陈月在长大。一岁时，她摇摇晃晃学走路，
陈老师弯着腰，张开双臂护着她，生怕她摔倒。两岁时，她咿咿呀呀学说话，
第一个会叫的是“爸爸”。三岁时，她已经能认十几个字了，都是陈老师教的。
陈老师的学生彻底没有了。那个腿脚不便的女孩去了县城的特殊学校，
那个穷人家的男孩跟着父母去了外地打工。破庙里只剩下陈老师和陈月两个人。
村干部又来过几次，说破庙已成危房，不能再住人了，镇上拨了款，要在村西头盖两间平房，
让他们搬过去。陈老师还是摇头。“为什么呀？”连我都觉得不能理解，“新房子不好吗？
”陈老师正在教陈月写自己的名字。三岁的小手握不住正常的笔，陈老师就把粉笔削短，
让她在地上写。“这里，”他指着地上的字，“这里是陈月长大的地方。
她在这里第一次睁开眼睛，第一次笑，第一次叫爸爸。这墙上有她画的第一幅画，
门框上有记录她身高的刻痕。”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果然，门框上有一道道浅浅的刻痕，
旁边用粉笔写着日期和身高。“搬走了，这些就都没了。”陈老师说。陈月抬起头，
奶声奶气地问：“爸爸，我们要搬家吗？”“不搬，”陈老师摸摸她的头，
“我们哪儿也不去。”陈月笑了，继续在地上写她的名字。那个“月”字写得歪歪扭扭，
但一笔一画都很认真。我考上大学那年，陈老师特意带着陈月来送我。陈月已经五岁了，
扎着两个小辫子，躲在陈老师身后，怯生生地看着我。“叫哥哥。”陈老师说。“哥哥。
”陈月小声叫了一声，又躲了回去。陈老师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帕包，层层打开，
里面是一叠钱，有十块的，五块的，还有一毛两毛的零票。“这个你拿着，
”他把钱塞进我手里，“不多，是我一点心意。”“陈老师，这我不能要……”“拿着，
”他的语气不容拒绝，“你考上的是北京的好大学，用钱的地方多。陈月，跟哥哥说，
祝哥哥一路顺风。”陈月从陈老师身后探出头来：“哥哥一路顺风。”我收下了那叠钱，
感觉手心发烫。长途汽车来了，我上了车，从车窗里向外望。陈老师抱着陈月站在路边，
朝我挥手。汽车启动，尘土扬起，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转弯处。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钱，最上面是一张十元纸币，已经旧得发软，边缘有些破损。
我小心地把它抚平，突然发现纸币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走出去，去看更大的世界。
”字迹工整清秀，是陈老师的笔迹。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大学四年，我很少回村。
只是偶尔给陈老师写信，他也回信，字不多，总是说一切都好，陈月又长高了，认了多少字，
破庙修了哪里。信的最后，总会问一句：“北京好吗？天安门是不是和画上一样？
”我寄过照片给他，天安门的，长城的，故宫的。他在回信里说，陈月把照片贴在墙上，
每天都要看很久，说长大了也要去北京。大三那年，我收到母亲的信，说村里要修路了，
正好经过破庙那里。破庙要被拆掉，陈老师必须搬走。村里给他安排了新住处，但他不愿意，
带着陈月暂时住到了我家老房子里。我暑假赶回去时，破庙已经拆了一半。断壁残垣中，
还能看出曾经的轮廓。陈老师站在废墟前，陈月拉着他的手，仰头看着父亲。“陈老师。
”我喊了一声。他转过头，我看到他眼睛里有血丝，像是好几晚没睡好。“你回来了，
”他说，“正好，帮我搬点东西。”我们走进还没完全拆掉的后屋。
陈老师的东西不多：几件衣服，几本书，一个木箱。最特别的是墙上挂着的一幅画，
用相框装着，画的是月光下的破庙，庙门口站着一个人影，仰头望着天上的月亮。
画工很稚嫩，但能看出是用了心的。“这是陈月画的，”陈老师小心翼翼地把画取下来，
用布包好，“去年我生日，她送我的。”“画得真好。”“她说，这是‘月亮门’，
”陈老师的声音有些哑，“她说，爸爸你看，月亮门还在。”我这才注意到，
画中的破庙墙上，确实有一个圆形的光斑，像是月亮透过窗户照进来的影子。
我们把东西搬到我家老屋。陈老师执意要付房租，母亲死活不肯收，最后两人各退一步，
陈老师答应每天教村里几个留守孩子认字，算是抵了房租。老屋比破庙宽敞些，也结实些，
但陈老师似乎很不适应。他常常坐在门槛上，望着村东头的方向发呆。
陈月倒是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在院子里跳房子、捉蝴蝶，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
村里的路修得很快，推土机、压路机整天轰隆隆地响。一个月后，
一条平整的水泥路从村东头一直通到村西头。破庙的痕迹彻底消失了，
连地基都被挖走填了路基。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小小的土地庙，是村里老人集资建的，
红砖绿瓦，虽然不大，但比原来的破庙气派多了。路通那天，村里放了鞭炮。
陈老师没有去看热闹，他带着陈月去了老槐树下——那是离原来破庙最近的地方。
陈月问：“爸爸，我们的家呢？”陈老师指着脚下的路：“在这儿。”“可是家不见了。
”“家在心里，”陈老师说，“你记住这个地方，记住这里曾经有座庙，庙里有扇月亮门。
记住了，家就还在。”陈月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小手紧紧握着父亲的手。我返校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