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在下午三点零七分开始下的——我记得这么清楚，
是因为当时电视里正在播一档养生节目，主持人刚说完“秋季要防燥”，窗外就飘起了雨丝。
起初是细密的，若有若无，落在玻璃上连痕迹都不留。到了四点半，雨势明显了起来，
能听见滴滴答答的声音。五点钟，彻底转成了中雨，雨点打在空调外机上，
发出有节奏的敲击声。厨房的窗户又没关严。结婚三十七年，张明华这个毛病始终没改。
年轻时候我跟他吵，说他粗心，浪费暖气费。中年时懒得说了，自己默默去关。现在老了，
连关窗的力气都懒得使——反正雨也不会下得太大，渗进来的那点水，擦擦就是了。
可今天不同。雨水顺着窗缝流进来，在米白色的窗台上积了一小滩。
我抽了三张厨房纸巾去吸，水痕还是顽固地留在那里，颜色深了一小块，
像宣纸上晕开的淡墨。“又没关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空荡的厨房里回响。
张明华闻声从客厅过来，手里还拿着遥控器。他看了看窗台，又看了看我手里的湿纸巾，
说：“这就关。”然后伸出手去拉窗把手。
窗框发出轻微的摩擦声——那是老房子特有的声音。这扇窗和我们一样，
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不再顺滑，需要用力才能推动。张明华使了劲，
窗户“砰”一声关严实了。“不是什么大事，真的。”张明华说这话时，已经转身去洗手了。
水龙头开得很大，哗哗的水声盖过了窗外的雨声。他总是这样，开大水流洗手，
说这样洗得干净。我说浪费水，他说健康重要。三十七年了，谁也没说服谁。我擦干窗台，
把湿透的纸巾扔进垃圾桶。垃圾桶里已经积了半桶的菜叶、蛋壳和包装纸。
每周二张明华负责倒垃圾，因为周三早上垃圾车会来。这是我们的分工，
像齿轮一样精确运转了三十七年。“昊昊来电话了。”张明华一边擦手一边说，
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今天的菜价。我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又继续把抹布挂回挂钩上。
挂钩是张昊小学手工课的作品，一个歪歪扭扭的木头鸟，嘴里衔着个铁钩子。这么多年，
油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粗糙的木纹。“说什么了？”我问，声音和动作一样平静。
“公司内部调动，薪资涨了百分之十五，职位升了半级。”张明华已经回到了客厅，
但声音清晰地传过来，“听起来是件好事。”我没有立刻接话，而是打开冰箱看了看。
冷藏室里整齐码放着今晚要做的食材：一条一斤二两左右的鲈鱼，用保鲜膜裹着，
鱼眼还清澈；一把小葱，几根姜，青红椒各一个；还有中午泡发的香菇和木耳。
每周二我们固定吃鱼，从结婚第一年延续至今，连卖鱼的老板都知道，周二下午三点半，
张老师会来买一条一斤二两左右的鲈鱼。老板总是挑最新鲜的，去鳞去内脏，
再用塑料袋装好，附赠几根香菜。今天雨不算大，我撑着伞按惯例去了，
老板还笑着说“雨天也不耽误吃鱼”。“什么时候的事？”我终于问，
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有些意外。“下午接的电话。下月初报到，月底前要过去。
”我从冰箱里拿出鱼和配菜，开始准备晚餐。张明华已经坐回沙发上，
电视里换了一档新闻节目，主持人正说着什么国际局势，声音激昂。但我只听见窗外的雨声，
和厨房里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葱切段，姜切片，青红椒切丝。
香菇和木耳切成适口的大小。鱼身上划几刀，抹上盐和料酒，腌制十分钟。
这些动作我做了三十七年，闭着眼睛都能完成。“昊昊在电话里语气挺轻快的，
”张明华的声音又飘过来，这次他没有离开沙发，而是提高了音量，“说是机会，
成都生活成本低，公司还提供搬迁补贴。”我把腌制好的鱼放进蒸盘，铺上姜片，
淋上少许生抽。水已经烧开了，蒸锅冒着白汽。我把鱼放进去，盖上锅盖，设定十五分钟。
“成都，”我重复着这个地名，像是第一次听说，“多远？”“一千五百公里左右。
”张明华立刻回答，显然已经查过了，“飞机两个半小时。”两个半小时。
我默默地计算着：从家到机场一个小时，候机一个半小时，飞行两个半小时，
从成都机场到他住的地方又一个小时。加起来六个多小时，正好是一天的四分之一。
鱼蒸好了，我小心地端出来，撒上葱丝和青红椒丝，淋上热油。“滋啦”一声，
香气扑鼻而来。张明华闻声走过来，很自然地拿起筷子，
小心地挑起一块鱼鳃旁的嫩肉——那是整条鲈鱼最鲜美的地方，刺少，肉质细嫩。
他把那块肉放进我碗里，动作熟练得像是做过成千上万次。“听起来是件好事。
”他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低了些，像是在说服自己。我盯着碗里那块雪白的鱼肉，
上面点缀着细细的姜丝和葱段。蒸汽还带着暖意，香气浓郁。清蒸鲈鱼要趁热吃，
凉了会有腥味——这话我说了三十七年。“什么时候走？”我问。“下周六的飞机。
”下周六。今天是周二，还有五天。五天后，我们的儿子就要去一千五百公里外的城市，
开始新的生活。我夹起那块鱼肉，放进嘴里。咸淡刚好，火候刚好，
鱼肉在舌尖化开时带着恰到好处的鲜甜。可我突然想起了别的事——张昊六岁那年，
也是吃鱼，一根细刺卡在喉咙里。他吓得大哭，小脸憋得通红。张明华抱着他就往医院跑，
我在后面跟着，拖鞋都跑掉了一只。后来刺取出来了，医生说是很小的刺，
其实咳嗽几声也许就出来了。但张明华说不行，万一呢？万一的事，不能赌。
现在儿子要去一千五百公里外的成都了，那里有最好的医院吗？他知道哪里看急诊最近吗？
“他自己怎么说？”我又问。张明华给自己夹了块鱼背肉，仔细地剔着刺：“说是个好机会，
公司看重他。成都分公司刚成立，他是技术骨干，过去能负责一个团队。”“团队，
”我重复着这个词，“管几个人？”“七八个吧，他说。”张明华的嘴角微微上扬，
那是骄傲的表情，“这小子，出息了。”是啊，出息了。从小学到大学，从北京到深圳，
现在又要去成都。一步一步，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沉默地吃着饭。电视还开着，
但声音调小了。雨还在下，打在窗户上，发出细密的声响。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路灯在雨幕中晕开一圈圈昏黄的光。吃完饭，张明华主动收拾碗筷。
这是周二的特例——我做饭，他洗碗。其他日子颠倒过来。我们的婚姻就像这餐桌上的分工，
明确而有序，谁也不越界。我坐在餐桌旁，看着他忙碌的背影。他的背有些驼了，
年轻时挺拔的身姿在岁月的重压下慢慢弯曲。白衬衫的领口有些磨损，
那是穿了至少五年的衣服。我说过要给他买新的，他说还能穿，教书的人不用太讲究。
水槽里传来碗碟碰撞的声音，水流声，还有他轻轻的哼歌声——是一首老歌，
我们年轻时常听的。我忽然想起，我们刚结婚时，租的房子连独立厨房都没有，
在走廊上做饭。那时候他说，等有了自己的房子，要买最好的油烟机，不让我被油烟熏着。
后来我们真的有了自己的房子，买了油烟机，但我还是习惯了开窗通风。
张明华总说我浪费空调，我说健康比电费重要。你看，三十七年了，我们还是谁也没说服谁。
“对了，”张明华洗好碗，擦着手走过来，“他那个行李箱，轮子坏了。
”我回过神来：“哪个？”“蓝色的，大学用的那个。”我想起来了。深蓝色的硬壳行李箱，
是张昊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我们一起去商场买的。他当时挑了整整两个小时，
比较轮子的顺滑度、拉杆的稳固性、锁的安全性。最后选中这个，因为“轮子特别安静，
在机场不会吵到别人”。那个箱子陪他去了北京七年，又跟着去了深圳六年。轮子掉过一次，
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张昊打电话回来，语气里带着无奈的笑意：“妈，我的箱子瘸了。
”我找人看过，说是轴承坏了要换配件，后来一直没来得及修，他说没事，还能用。
其实我知道，拖着那样的箱子在机场走很费劲。但他从来不说。“该换个新的了。”我说。
“嗯。”张明华应了一声，坐回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换台。抗日剧里的枪炮声此起彼伏，
却盖不过窗外绵长的雨声。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又说：“明天看完病，去商场看看。
哪怕送到楼下看着他上车也好。”我愣住了。
不是因为他说要买箱子——这事迟早要办——而是因为他说“看完病”和送别的话。
我的心脏早搏是老毛病，医生让三个月复查一次，我总拖到四五个月。不是怕检查，
是怕万一查出什么，张昊要放下工作赶回来。孩子在外打拼已经够难了，不能再添乱。
“我自己能去。”我说，语气里带着试探。“假都请了。”他头也不回，眼睛盯着电视屏幕，
“早上八点，我约了车。”他的侧脸在电视光线的映照下，线条显得格外硬朗。
花白的头发有些凌乱，有一缕翘了起来。我想伸手帮他捋平，但最终没有动。
我们就这样坐着，一个看电视，一个叠衣服，谁也不再说话。
洗衣机在阳台上发出低沉的运转声——那台老旧的滚筒洗衣机，已经服役十二年了，
最近总是发出类似哮喘病人临终前的呜咽声。“洗衣机好像不行了。”张明华突然说。
“早就说该换了。”“再用用。”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像过去三十七年的无数次对话一样。
我说现象，他说对策，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家电坏了，先凑合用，实在不能用再修，
修不好再换。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消费哲学，也是婚姻哲学：坏了先凑合，实在不行再想办法。
只是不知道这种哲学，在面对子女远行时是否依然适用。窗外的雨声密集了起来。
不是那种倾盆大雨，而是绵绵不绝的、让人心烦意乱的淅淅沥沥。
每一种声音都不同——敲在空调外机上是沉闷的“咚咚”，打在雨棚上是清脆的“嗒嗒”，
落在桂花树叶上是细微的“沙沙”。合在一起，却成了单调的白噪音，
像老式电视机没信号时的雪花声。我起身去阳台收衣服。中午晾出去的衣服并没有干透，
摸上去还带着潮意。湿气扑面而来，混着楼下那棵桂花树残留的香气——花期已近尾声，
香味淡了许多，但在雨水的浸润下，反而透出一丝清冽。这棵树是张昊小学三年级时种的。
那年植树节，学校组织每个孩子认养一棵树苗。他回来兴奋地说，自己选了桂花树，
因为“妈妈喜欢桂花香”。其实我更喜欢茉莉，但没告诉他。树苗种下去时只有半人高，
现在树干比我的腰还粗了。每年秋天，金黄色的细碎花朵开满枝头，
香气能从一楼飘到我们五楼。张昊上大学后，每次国庆回来，总要站在阳台上深吸几口气，
说：“还是家里的桂花香。”现在他要去了成都。成都有桂花吗？那里的桂花，
和这里的香味一样吗？我把收下来的衣服抱回客厅，一件件叠好。张明华的衬衫，
我的家居服，还有几条毛巾。叠衣服是我喜欢做的事，规整，有序，每一件都有它的位置。
就像我们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虽然平淡，但安稳。叠到最后一件时，
我发现那是张昊上次回家时穿的T恤。深灰色的，胸口有个小小的logo，
他说是什么潮牌。我洗的时候特别小心，手洗，不用力搓，怕把图案洗坏了。
这件衣服他忘记带走了。或者说，是故意留下的？我拿起衣服闻了闻，只有洗衣液的清香，
他身上的味道早就散尽了。但我还是能想象出他穿这件衣服的样子——三十一岁的人了，
穿上这件T恤，看起来还像个大学生。“这件……”我拿着T恤，看向张明华。他转过头，
看了一眼：“放他房间吧，下次回来还能穿。”“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我问完就后悔了。
这种问题没有答案，徒增伤感。张明华沉默了。电视里正好放完一集，开始播广告。
欢快的音乐和夸张的广告词填满了沉默的空间。“春节吧，”他终于说，“春节应该能回来。
”春节，还有四个月。四个月后，他会在成都安顿下来，会有新的朋友，新的生活圈。
到那时，这里还是他的家吗？还是只是一个偶尔回来的地方？我把T恤叠好，
起身走向张昊的房间。推开门，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书卷气，淡淡的樟脑丸味，
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年轻人的气息。房间保持着上次他离开时的样子。
书架上的书少了一半，那是他上次回来说要看的，带去了深圳。书桌上有一台旧台灯，
是我们结婚时买的，早就该换了，但他舍不得。床头柜上摆着一个相框，
里面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张昊那时大概十岁，笑得露出一口不整齐的牙齿。
我把T恤放在床头，然后坐在床沿上。床垫发出轻微的吱呀声——这张床也是老物件了，
张昊从小学睡到高中，直到去北京上大学。后来他回来，总说床太硬，睡得腰疼，
但从不让我们换。“睡习惯了，”他说，“换了反而睡不着。”是啊，习惯了。
习惯了这张床，习惯了这间房，习惯了这座城市。现在要去一个新的地方，睡一张新的床，
他能习惯吗？我站起来，走到书架前。
剩下的书大多是张昊小时候看的：《十万个为什么》《安徒生童话》《西游记》连环画。
还有几本家庭相册，我抽出一本，翻开。第一张照片是张昊满月时拍的。小小的一个人，
裹在襁褓里，眼睛还没完全睁开。我抱着他，张明华站在旁边，两个人都笑得见牙不见眼。
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啊，我二十五岁，张明华二十七岁，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我们手中。往后翻，
是他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自己吃饭，第一天上学。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码。
相册越来越厚，我们的皱纹也越来越深。翻到最后一页，是张昊大学毕业时的合影。
他穿着学士服，一手搂着我，一手搂着张明华。我们站在北京某大学门口，那天阳光很好，
照得三个人都眯起了眼睛。张明华的头发已经有些白了，我的眼角有了细纹，而张昊，
我们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比我们都高了。“看什么呢？”张明华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我抬起头，他倚在门框上，手里端着两杯茶。“看看照片。”我说，合上相册。他走进来，
把一杯茶递给我，然后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我们就这样静**着，谁也没说话，
只是喝着茶，看着这个熟悉的房间。窗外的雨还在下。夜已经深了。第二天是个晴天。
连续几天的阴雨让天空洗得格外蓝，云朵蓬松柔软，像刚弹好的棉花。阳光很好，
温暖而不灼人，照在皮肤上有种恰到好处的暖意。早上七点半，张明华已经做好了早餐。
白粥，咸菜，煮鸡蛋，还有昨天剩的馒头切片煎了煎。我们沉默地吃着，
偶尔有碗筷碰撞的声音。“车八点到楼下。”张明华看了眼手表，“来得及。”我点点头，
继续喝粥。粥煮得恰到好处，不稀不稠，米粒都开了花。这是张明华的拿手活，
他说煮粥要耐心，大火烧开，小火慢熬，还要时不时搅动，防止粘底。“药带了吗？”他问。
“带了。”我拍拍随身的小包。其实我根本不用带药。医院可以开，家里也还有。
但这是他的关心方式——确认，再确认，像对待一个需要照顾的孩子。七点五十，我们下楼。
阳光刺眼，我眯起了眼睛。张明华走在我前面半步，手里拿着我的病历本和医保卡。
他的背影在晨光中显得有些单薄，衬衫的肩线那里空荡荡的。网约车准时到达。
司机是个年轻人，很热情地帮我们开车门。车里空调开得有点大，我打了个寒颤。
张明华立刻对司机说：“师傅，麻烦空调调小一点。”车开了。
窗外是熟悉的街景：早点摊前排着队，小学生背着书包赶路，公交车停靠站台。
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开始新的一天。而我们，正前往医院，面对可能的变化。
医院里人很多。秋雨过后气温骤降，心血管科候诊区挤满了中老年人。
消毒水的味道刺鼻而冷酷，总让我想起生命的脆弱。张明华去排队缴费，让我坐在等候区。
塑料椅子冰凉，我铺了张纸巾才坐下。旁边是一位老太太，独自一人，头发花白，
手里紧紧攥着就诊卡和病历本。她的手指关节微微泛白，指甲修剪得很整齐，
但有些发黄——那是长期操劳的痕迹。她时不时抬头看叫号屏幕，眼神里有一种熟悉的茫然。
那眼神我见过——在菜市场找不到想买的菜时，在电视遥控器失灵时，
在听到儿子要去更远的城市时。“您一个人来的？”我忍不住问。老太太转过头，
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儿子在外地，忙。”“女儿呢？”“也忙。”她简单地说，
然后又转回头去看屏幕。我忽然想，如果有一天张明华不在了，
我会不会也这样独自坐在医院里，攥着病历本，等待一个可能不那么乐观的结果？
这个念头让我打了个寒颤。“怎么了？”张明华回来了，手里拿着缴费单。“没什么，
”我说，“有点冷。”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旁边的老太太，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在我身边坐下，把手里的保温杯递给我：“喝点热水。
”保温杯是张昊去年给我买的生日礼物，上面印着“世上最好的妈妈”。我当时说太肉麻了，
但还是天天用着。水温刚好，不烫嘴，带着淡淡的枸杞味。叫到我的号了。
张明华陪我一起进去。诊室里，医生是个中年男人，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很温和。
“哪里不舒服？”他问。我简单说了情况。医生一边听，一边在电脑上记录。然后开单子，
做检查：心电图、心脏彩超、二十四小时动态监测。检查过程很顺利。
心电图室的女**很温柔，在我手腕脚腕和胸口涂了导电膏，将导联线粘贴好。
心脏彩超需要侧躺，冰凉的探头在胸口移动，屏幕上跳动着我看不懂的图像。
二十四小时动态监测要背一个小盒子，导联线牢牢粘在皮肤上，像科幻电影里的装置。
“背一天，明天这个时候来拆。”护士交代注意事项，“正常生活，
但要记录下什么时间做了什么，特别是有不适的时候。”我接过记录本，翻开一看，
上面印着时间表格，从早上八点到次日八点，每小时一行。“我帮你记。”张明华说。
我们走出医院时，已经快中午了。阳光更强烈了，照得人睁不开眼。
医院门口有卖水果的小摊，张明华走过去，挑了几个苹果。“吃个苹果，补充维生素。
”他说着，让摊主称重。我看着他挑苹果的样子——每个都拿起来仔细看，转一圈，
确认没有磕碰，没有虫眼。这个习惯他保持了一辈子，买菜买水果都要精挑细选。
年轻时我觉得他磨叽，现在却觉得，这是一种认真生活的态度。从医院出来，阳光正好。
路边的银杏开始黄了，叶子边缘镶着一圈金边，在阳光下透明得像蝉翼。风一吹，
几片叶子飘落下来，在空中旋转着，最后轻轻落在人行道上。“去商场？”张明华问。“嗯。
”我们没坐车，慢慢走着去。三站地铁的距离，我们走了将近四十分钟。张明华走在我外侧，
这是多年的习惯。年轻时他说要替我挡车，现在更多的是习惯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