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的日子比我想象中更难熬。
第一天晚上，我被分到八人间的牢房。七个女人盯着我，目光里有审视，有好奇，有不屑。
“新来的，犯什么事？”上铺一个脸上有疤的女人问。
“肇事逃逸。”我简短回答。
“撞死人了？”
“重伤，双腿截肢。”
疤脸女啐了一口：“妈的，最看不起你们这些开车的，有点钱就了不起？”
我没说话，默默整理自己的床铺。
“哑巴了？”另一个瘦高的女人走过来，用脚踢了踢我的行李，“问你话呢！”
我抬起头，平静地看着她：“我说了，肇事逃逸。你还想知道什么？”
大概是我的眼神太冷，她愣了一下，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监狱是个小社会，有它的规则。我知道，在这里示弱只会被欺负得更惨。
第二天，我被分配去洗衣房工作。滚烫的热水，沉重的床单，一天下来，我的手就起了水泡。
晚上回到牢房，疤脸女扔给我一管药膏。
“涂上，别感染了。”
我愣了一下。
“看什么看？”她不耐烦地说，“老娘最讨厌哭哭啼啼的，你倒是挺能扛。”
“谢谢。”我接过来。
“叫我红姐，”她说，“以后跟我混，没人敢欺负你。”
红姐是这里的“老人”，故意伤害罪，还有两年刑期。她话不多，但说到做到，确实罩着我。
慢慢地，我从其他人口中知道，红姐是为了保护被家暴的女儿，失手打死了前夫。
“我女儿才十六岁，那畜生喝醉了就要打她，”有一次深夜，红姐难得地开口，“我不后悔，就是可怜我女儿，现在一个人在外面......”
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不得已。
而我呢？我是自愿来的。
不，不是自愿，是被逼的。
但我也有我的计划。
入狱三个月后，我第一次被允许探视。
来的是我妈，一个人。
她看起来憔悴了些，但穿的是新衣服，手上还戴了只金镯子，是我以前没见过的。
“小悦，你在这里怎么样？他们有没有欺负你？”她一见面就哭。
“还好。”我平静地说。
“妈给你带了些吃的，”她把一袋东西推过来，“都是你爱吃的，不过狱警检查，好多不让带进去......”
“哥哥呢？”
“他......他忙，”我妈眼神闪烁，“找了个好工作，经常加班。不过他让我问你好，说他很想你。”
说谎。
我哥要是有一点想我，母猪都能上树。
“受害者那边怎么样了？”我问。
“啊，那个啊，”我妈神色不太自然，“赔偿都到位了，他们也签了谅解书。你好好表现，说不定能减刑......”
“妈，我账户上这个月怎么没收到钱？”我打断她。
她愣住了：“什么钱？”
“我们说好的，每月五千，作为我出狱后的生活保障。”
她的脸瞬间涨红：“小悦，你......你现在在里面，要钱有什么用？妈先帮你存着，等你出来......”
“我需要那笔钱请律师申请减刑，”我直视她的眼睛，“而且，那是我们约定好的。还是说，你们想反悔？”
“不，不是！”她慌乱地摆手，“妈是想着，你哥最近要买房，首付还差一点，就......就先借用一下。你放心，妈一定补上！”
借？
我笑了：“妈，那是我的买命钱，你也敢借？”
“你这是什么话！”她突然拔高声音，“都是一家人，说什么买命钱！你哥买房不也是为了这个家？等他买了房，接你一起住，不好吗？”
“我坐完牢出来，住我哥的新房？”我笑得更厉害了，“妈，你是真觉得我傻，还是在装傻？”
她被我笑得发毛，环顾四周，压低声音：“小悦，你别闹。妈答应你的事一定做到，但你也要体谅家里的难处。你哥现在在谈女朋友，人家要求有房，总不能说哥哥还在租房，妹妹在坐牢吧？”
“所以我就活该被牺牲？”我盯着她，“从小到大，什么都是哥哥优先。他上重点学校，我上普通学校；他穿名牌，我穿地摊货；他考上清华，全家庆祝，我考上大专，你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现在，他撞了人，我替他坐牢。妈，我想问你，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她的脸瞬间惨白。
“你......你胡说什么！”
“如果不是亲生的，我还能理解。可我们是亲兄妹啊，为什么你的眼里永远只有他？”
“因为他有出息！”我妈突然激动起来，“你是女孩子，迟早要嫁人！你哥不一样，他是咱们林家的根，他要传宗接代，要光宗耀祖！小悦，妈不是不爱你，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男人比女人重要......”
“够了。”我站起来。
“小悦......”
“探视时间到了，”我转身，“妈，答应我的事，希望你做到。否则，我不保证会做什么。”
我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
转身的瞬间，我听到了她的哭声。
可我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
哀莫大于心死。
回到牢房，红姐看了我一眼：“怎么了？家里人来，不是该高兴吗？”
“高兴？”我苦笑，“红姐，我是替我哥坐牢的。”
她愣住了。
“他酒后驾车撞了人，我妈跪下来求我顶罪，说他有前途，我反正嫁不出去。”我平静地叙述，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红姐沉默了很久，然后猛地一拍床板：“操！这他妈是人干的事？”
她的声音很大，整个牢房都安静了。
“所以你真是被冤枉的？”旁边床的女人问。
“不完全是，”我说，“我是自愿的。”
“你傻啊！”
“我不傻，”我摇摇头，“我只是在等。”
“等什么？”
“等一个机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红姐盯着我看了很久，突然笑了：“行，有种。以后有事，姐罩你。”
那之后，红姐真的把我当妹妹看。她教我监狱里的生存法则，帮我挡掉不少麻烦。我也帮她写信给她女儿，用我微薄的知识给她讲道理。
“小悦，你出去后想做什么？”有一次她问我。
“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我说，“然后，离开这里，重新开始。”
“你家里那样，能拿回什么？”
“我有我的办法。”
我没告诉她U盘的事。在监狱里，知道得越少越安全。
但我知道，检察官张建国那边一直在秘密调查。他通过律师给我传过话，说证据确凿，但时机未到。
“你确定要等三年？”律师问我。
“确定，”我说，“三年，足够让他们忘记警惕，也足够让他们爬到够高的位置。”
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监狱的日子很慢，日复一日的劳动、学习、放风。但我没有虚度。
我报名参加了狱中的职业技能培训，学了会计和电脑操作。红姐笑话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出去能找到工作吗？”
“不知道，”我说，“但多学点总没错。”
其实，我有我的打算。哥哥在一家金融公司工作，而我学的会计，也许将来能用上。
我也开始锻炼身体。每天早上，在小小的放风场地上跑步，做俯卧撑。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要健康的出去，亲眼看到他们的下场。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账户上偶尔会收到钱，有时三千，有时两千，从没满过五千。我妈会写信来，说家里困难，哥哥要还房贷，要准备结婚，让我体谅。
体谅。
这两个字，我这辈子听够了。
入狱第二年，我哥结婚了。
我妈寄来了喜糖和照片。照片上，哥哥西装革履，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两人笑得灿烂。我妈站在旁边，穿着大红旗袍，容光焕发。
信上说，婚礼很隆重，在五星级酒店办的，请了三十桌。
“你哥现在是大公司的部门经理了，前途无量，”她写道，“小悦，你在里面好好表现，早点出来，妈让你哥给你安排个工作。”
我没回信。
把照片撕了，扔进了垃圾桶。
红姐看到了，没说话，只是拍拍我的肩膀。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出狱那天，全家人都来接我，哥哥开着新车，妈妈抱着鲜花。我高兴地跑过去，他们却像没看见我一样，开车走了。
我在后面追，但怎么也追不上。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
“想哭就哭吧，”红姐在黑暗中说，“这里没人笑话你。”
我没哭。
我只是更坚定了决心。
入狱第三年，我获得了减刑，因为表现良好，还因为“受害者家属的谅解”。
讽刺吧？我用自由换来的赔偿，成了我减刑的理由。
出狱前一个月，律师又来了。这次，他带来了外面的消息。
“你哥哥现在是公司的财务总监了，”他说，“不过，张检察官查到一些东西，他可能涉嫌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
“多少？”
“初步估计，至少五百万。”
我笑了。
真好，又多了一项罪名。
“你妈妈呢？”
“她开了家美容院，生意不错，说是你哥哥投资的。”律师顿了顿，“对了，你哥的妻子怀孕了，下个月预产期。”
“时间刚好，”我说，“我出狱那天，他该当爸爸了。”
“你确定要那天？”律师担忧地看着我，“会不会太......”
“太残忍？”我摇头，“律师，你知道那个被撞的女人现在怎么样了吗？她才二十五岁，是个幼儿园老师，喜欢跳舞。现在，她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而我的家人，正在庆祝新生命的诞生。”
律师沉默了。
“我等了三年，”我轻声说，“不差这一个月。”
出狱前一天，红姐刑满释放。
“我先出去了，在外面等你。”她拥抱我。
“红姐，出去后有什么打算？”
“找我女儿，”她眼睛亮亮的，“然后开个小店，好好过日子。小悦，你要记得，出去后如果有困难，来找我。”
“好。”
“还有，”她看着我，“对自己好点。有些人，不值得你伤心。”
我知道她指的是谁。
“我不伤心，”我说，“我只是在等一个了结。”
红姐走了，牢房里空了一张床。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三年，一千多个日夜。
我在脑海里一遍遍排练出狱那天的场景。哥哥会来吗？妈妈会来吗？他们会是什么表情？惊讶？愧疚？还是根本不会来？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无论他们来不来，我的计划都会继续。
天快亮时，我终于睡着了。
梦里，我又回到了那个夜晚，我妈跪在我面前，哭着求我。
但这次，我没有说“好”。
我说：“不。”
然后转身离开。
可惜，梦只是梦。
现实是，天亮了，我要出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