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锈我叫陈沉，沉没的沉。九七年冬天，东北的空气里飘着铁锈和煤灰的味道。
第三纺织厂的大烟囱已经三年没冒烟了，像根巨大的墓碑杵在铅灰色的天空下。
区围墙上的标语剥落得只剩偏旁部首——“广”“告”“车”——拼不出完整的意思，
就像我们这些下岗工人的人生。我爸**是第一批下岗的。名单贴在厂门口告示栏那天，
他在人群里站了整整一上午，手里的搪瓷缸子从烫手端到冰凉。回家时，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把缸子往桌上一顿，缸底那行“先进生产者”的红字磕掉了一个角。两万四千八百元。
这是厂里买断他二十三年工龄的价格。钱装在牛皮纸信封里，他把信封推给母亲时，
手指在抖。“够干点小买卖。”母亲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父亲没接话。
那晚他在厨房抽烟，一支接一支，烟灰缸堆成了小山。我半夜起来上厕所，
看见他坐在黑暗里，背影佝偻得像棵被雪压弯的老树。月光从窗外照进来，
照着他花白的鬓角——我才发现，父亲已经老了。第二天早上六点，母亲照常起来熬粥。
粥快熬好时，她突然说：“去叫你爸，该上班了。”说完她自己也愣住了——哪还有班可上。
父亲不在床上。我们在厂区找到他时，天车横梁上已经围了一圈人。他挂在那里，
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脚下踩倒了一个油漆桶，红色油漆泼了一地，
像谁打翻了巨大的调色盘。母亲当场晕了过去。我没哭。十九岁的眼泪太轻，
托不住这样的重量。警察来做笔录，问我父亲最近有没有异常。我说没有，他一直很正常，
正常得就像知道这天迟早要来。葬礼很简单。几个老工友凑钱买了花圈，
挽联上写着“**同志永垂不朽”。火化时，我盯着烟囱里冒出的青烟，
突然想起父亲说过，他第一次进厂时十八岁，看着那些天车在头顶滑行，
觉得那就是现代化的样子。现代化过去了，他留在了过去。第二章白大褂处理完后事，
家里还剩一万八千块。母亲把钱锁进衣柜的铁皮盒子，钥匙挂在脖子上，睡觉都不摘。
她开始去菜市场捡菜叶，把好一点的挑出来洗洗炒了，烂的喂鸡。
我们家那只老母鸡也很争气，每天下一个蛋，雷打不动。我去劳动局登记，等了一个月，
分配到第三车间当临时搬运工。说是车间，其实已经搬空了，
只剩下一些拆不走的笨重机器和满地废铁。我的工作是把这些废铁分类，能卖的卖，
不能卖的堆到后院。每天工作八小时，工钱日结，一天十五块。中午管一顿饭，白菜炖土豆，
偶尔有豆腐。工友都是四五十岁的老工人，话不多，眼神浑浊，像蒙了一层灰。
他们叫我“小陈”，
语气里带着点说不清的怜悯——可怜我这么年轻就和他们一起在这废墟里扒食。十一月底，
下了第一场大雪。车间没有暖气，我们干活时哈出的白气和铁锈混在一起，吸进肺里，
咳嗽都带着金属味。那天下午，我正在搬一台报废的绕线机，听见门口有人说：“请问，
这儿有人需要量血压吗？”声音很轻，但在一片钢铁碰撞声中格外清晰。我抬起头。
门口站着个姑娘，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不合身的白大褂，背着个木药箱。
风从破窗户灌进来，把她的白大褂吹得贴在身上，勾勒出单薄的轮廓。她的脸冻得通红，
鼻尖尤其红，像颗小山楂。最扎眼的是她脖子上那条红围巾，鲜红鲜红的，
在灰扑扑的车间里像一簇跳动的火。工友们停下手里的活，看着她。老李头先开口：“丫头，
这儿的人都快没血可压了，量啥？”人群里响起几声干笑。姑娘没走，
反而往里走了几步：“我是区卫生院的，来给下岗职工做免费体检。
”她从药箱里拿出血压计，“谁先来？”没人动。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最后都低头继续干活。免费的东西最贵，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她站在那儿，有点尴尬。
白大褂的下摆被风吹得一下一下拍着她的小腿。我看不下去了，放下手里的铁块，
走过去伸出胳膊。“量吧。”她眼睛亮了一下，赶紧把血压计绑在我胳膊上。她的手指很凉，
碰到我皮肤时我打了个激灵。“别动。”她说，低头看表。我这才有机会仔细看她。
睫毛很长，鼻梁挺直，嘴唇抿成一条线，专注的时候眉头微微皱着。她头发扎成马尾，
但有几缕散下来，贴在汗湿的额头上。“血压有点低。”她松开袖箍，“平时吃饭规律吗？
”“规律。”“吃的什么？”我没说话。她看了看我沾满油污的工作服，
又看了看远处工友们正在吃的冷馒头，没再追问。从药箱里掏出两颗水果糖，塞进我手心。
“补充点糖分。”她说完，转向下一个愿意量血压的人。那两颗糖，
我揣在兜里揣了一个星期。糖纸是透明的，能看见里面橙黄色的糖块。有时候干活累了，
我就摸出来看看，但舍不得吃。直到有一天，糖纸和兜里的铁锈粘在一起，撕不开了，
我才剥开一颗放进嘴里。真甜。甜得发苦。第三章锅炉房的下午后来我知道她叫林穗，
二十三岁，卫校毕业，分配在区卫生院。每周三下午来厂区做“健康关怀”，
已经来了三个月。“为啥选这儿？”有一次我问她。我们坐在锅炉房旁边，
这里是车间唯一有点热乎气的地方。她捧着搪瓷缸子暖手，热气熏得她的睫毛湿漉漉的。
“我爸以前是厂医。”她说，“九二年厂医室撤销，他下岗了。喝了半年闷酒，
有一天没回来，第二天在河里找到了。”她说得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事。
但我看见她捧着缸子的手指关节发白。“我妈带着我改嫁去了南方。我不习惯，又考回来了。
”“为什么？”她想了想：“总觉得这儿还欠着我什么。我爸，还有……”她没说完，
喝了口水，转移了话题，“你呢？为什么留在这儿？
”我盯着锅炉里跳动的火苗：“我妈还在。而且我也不知道能去哪。”沉默了一会儿，
她突然说：“其实这儿挺好看的。特别是下雪的时候，所有的脏东西都被盖住了，
白茫茫一片，干净得像从来没脏过。”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向窗外。雪还在下，
确实把一切都盖住了——废铁堆、油污坑、墙上的污渍，全都变成了柔软的白色隆起。
“但雪化了，脏东西还在。”我说。“那就别让它化。”她转头看我，
眼睛里有种孩子气的固执，“一直冻着，冻成冰，就永远干净了。”那天她走时，
围巾不小心挂在了门把手上。我追出去还她，她已经走远了。红色的身影在雪地里越来越小，
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厂区大门外。我拿着围巾站了一会儿，决定下周三还给她。
第四章糖与铁锈围巾在我枕头下压了一周。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拿出来闻闻，
上面有股淡淡的药味，混着雪花膏的香气。这味道让我想起母亲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她还在纺织厂上班，身上总有棉絮和机油的味道，但晚上洗了脸擦雪花膏，
就又是香的了。周三下午，我特意提前洗了手。虽然知道洗不干净指甲缝里的铁锈，
但还是仔仔细细打了三遍肥皂。她准时来了。今天没背药箱，只拎着个布袋子。“围巾。
”我把叠得整整齐齐的围巾递给她。“啊，我都忘了。”她接过去，很自然地围上，“谢谢。
”“该我谢你。糖……很甜。”她笑了，眼睛弯成月牙：“我那还有。
”说着从布袋里掏出一把糖，各种颜色的玻璃纸在昏暗的光线下闪闪发光，“给工友们分分。
”我接过糖，沉甸甸的一把。那天下午，她没急着走，坐在一堆废轴承上跟我聊天。
她说起南方的冬天，湿冷湿冷的，没有暖气，屋里比屋外还冷。她说起她继父，
是个沉默寡言的小学老师，对她不错，但总隔着什么。她说她母亲得了风湿，南方潮湿，
腿疼得厉害。“可能要接她过来。”她说，“或者我过去。”我心里一紧：“你要走？
”“还不一定。”她踢着脚下的铁屑，“只是想想。”那天我们聊到天黑。雪停了，
月亮出来，清冷的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幽蓝的光。她起身告辞时，
我鼓起勇气说：“我送你到门口。”“不用，路熟。”“雪滑。”她没再拒绝。
我们并肩走在雪地里，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快到厂区大门时，她突然说：“陈沉，
你有没有觉得，人就像这些机器？有用的時候日夜转，没用了就扔在这儿，慢慢锈掉。
”我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发紧。最后只能说：“你不会锈的。”她停下脚步，抬头看我。
月光照在她脸上，皮肤白得透明，眼睛黑得像深井。“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是来给锈了的人量血压的。”我说完就后悔了，这话太蠢。但她笑了，
这次笑出了声，清脆的笑声在寂静的雪夜里传得很远。“陈沉，”她说，“你挺有意思的。
”那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眼就是她笑的样子，还有那句“你挺有意思的”。
这大概是我十九年人生里，得到过的最好的评价。第五章暖冬十二月，天气反常地暖和。
往年这时候已经零下二十度，今年才零下十度出头。老人们说这是“暖冬”，不吉利，
来年要有灾。林穗还是每周三来。有时候带几个苹果，有时候是煮鸡蛋，用毛巾包着，
还热乎。工友们渐渐接受了她，老李头甚至会主动伸出胳膊让她量血压。“丫头，
我这血压是不是没救了？”他问。“李叔，您少喝点酒，按时吃药，能控制。
”林穗一边记数据一边说。“吃药？那药贵的，吃不起。”林穗没说话。下次来的时候，
她偷偷塞给老李头两盒降压药。老李头推辞不要，她硬塞进他兜里：“从卫生院开的，
没花钱。”我知道她撒谎。卫生院怎么可能免费开药。但我没戳穿。我和林穗的话越来越多。
她问我小时候的事，我说起松花江边的夏天，孩子们光**在江里游泳，摸蛤蜊。
她说她小时候也在这条江边玩，但那是二道河，松花江的支流，冬天冻得结实，
能在上面溜冰。“我爸爸第一次教我溜冰，就是在二道河。”她说，“我摔了好多次，
膝盖都青了，但就是学不会。后来我爸说，穗穗，你不是不会，是怕。你一怕，身体就僵了。
”“那后来会了吗？”“会了。我爸拉着我的手，带着我滑了一圈，然后突然松开。
我吓得大叫，但发现自己没摔倒，就这么滑出去了。”她眼睛望着远处，
像在看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那感觉真好，像在飞。”我想象着那个画面：一个小姑娘，
穿着厚厚的棉袄，在冰面上摇摇晃晃地滑行，身后是父亲鼓励的目光。这画面太美好，
美好得让我心头发酸。十二月中旬，她有两周没来。我去卫生院问，说她请假了。问请多久，
不知道。问为什么请假，不知道。那两周我魂不守舍，干活时好几次差点砸到手。
老李头看出不对劲：“小陈，想那丫头了？”我没否认。“趁早断了念想。”老李头点着烟，
“人家是卫生院的正式工，你是临时工。人家有文化，你初中毕业。门不当户不对。
”我知道他说得对。但我控制不住自己。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都在想她在哪，在做什么，
为什么请假。我想起她说可能要接母亲过来，或者去南方，心就往下沉。第三周周三，
她终于来了。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黑眼圈。我问她怎么了，
她摇摇头：“家里有点事。”那天她话很少，量完血压就坐在那儿发呆。我也不敢多问，
只是陪她坐着。锅炉房很安静，只有煤块燃烧的噼啪声。“陈沉。”她突然开口。“嗯？
”“如果你最亲的人快死了，但只要你离开这里去照顾她，她就能多活几年。你会怎么选？
”我愣住了。这个问题太重，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也没等我回答，
自顾自说下去：“我妈风湿越来越严重，南方潮湿，她受不了。我继父说，
如果我能调去那边的医院，就把我妈接过去，那边气候干爽，对她的病好。”“你要走？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调令已经下来了。”她声音很轻，“下个月就走。
”锅炉里的火猛地窜高，映得她脸上明暗不定。我看见她眼角有泪光，但很快被她擦掉了。
“恭喜。”我说。除了这两个字，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笑了，
笑得很勉强：“谢谢。”那天她走的时候，把那条红围巾又留给了我。“天冷，你戴着吧。
”她说，“就当……留个念想。”我攥着围巾，看着她走远。这次她没有回头。
第六章龙宫她走后的日子变得特别漫长。我戴着那条红围巾干活，工友们笑话我，
我也不在意。围巾上有她的味道，这味道让我觉得她还没走远。老李头说得对，我是在做梦。
但人活着，总得有点念想。我的念想就是每周三下午，坐在锅炉房等她。
虽然知道她不会来了，但还是等。腊月二十二，小年前一天。车间提前半天放假，
工友们互相道着“过年好”，各自回家。我收拾工具时，看门的大爷进来：“小陈，
有你东西。”是一个牛皮纸信封，没写名字。我打开，
里面是一张照片——林穗站在二道河边，穿着红棉袄，围着那条红围巾，笑得很灿烂。
背面有一行字：“陈沉，临走前想再看看二道河。如果你看到这封信，来找我吧。
”字迹很潦草，像是匆匆写就。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下午三点半。冬天黑得早，
四点半天就开始暗了。我抓起棉袄就往外跑。二道河离厂区两公里，我跑了十五分钟就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