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像融化的蜜糖，黏稠地铺满西南师范学院的林荫道。四月的风不疾不徐，吹得梧桐叶沙沙作响，蝉鸣懒散地拖着尾音，仿佛连时间都慢了下来。
如果不是那句话，邓斌会觉得这是他人生中最温柔的一天。
“我们……其实一直没来电咯。”
李红说这话的时候，嘴角还带着笑，眼睛弯成月牙，像是在讲一个无关紧要的小玩笑。她穿着淡蓝色的确良连衣裙，发梢被风吹起，轻轻扫过肩头，像电影海报里走出来的女主角。
可这句话，却像一把钝刀，缓慢而精准地捅进了邓斌的心口。
他愣住了。不是震惊，不是愤怒，而是——空白。
仿佛整个世界的声音突然被抽走，连呼吸都凝固了。耳边只剩下自己血液冲刷耳膜的轰鸣，和心跳沉重如鼓点般的回响。
“你说……什么？”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木板。
李红眨眨眼，语气轻快：“就是没感觉嘛。以前觉得你挺有意思的，现在嘛……嗯，更适合做朋友。”
她身边的三个女生低头窃笑，有人小声说了句“早该分了”，有人抿嘴忍住笑意，还有人偷偷瞄了邓斌一眼，眼神里带着怜悯，或者说是看热闹的兴奋。
邓斌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石凳边缘，指甲几乎嵌进青苔里。他想站起来，想大声质问，想吼出这半年来省吃俭用给她买礼物、替她抄笔记、陪她逛街到深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他没有动。
他只是坐着，像一座正在风化的石像。
九个月前，他们还在教室后排偷偷牵手；八个月前，他熬夜写情书塞进她的课本；七个月前，高考结束那天，她在操场边笑着说：“等我大学安定下来，我们就正式在一起。”
而现在，她坐在他请客吃完饭后的校园长椅上，用一句“不来电咯”，轻描淡写地抹去了他全部的青春幻想。
他记得很清楚，请这顿饭花了八十六块五毛——那是他在深圳电子厂打工半年攒下的三百块钱里，最奢侈的一笔开销。他提前一周打电话问她喜欢吃什么，她说“随便啦，你定”，结果带她们去的是学校后门最有名的“老灶火锅”，点了毛肚、黄喉、鸭肠，还特意要了一瓶橘子汽水——那是她高中时最爱喝的。
他以为，这顿饭是重新开始的仪式。
没想到，是告别演出。
“邓斌？你还好吧？”李红见他久久不语，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别这样嘛，又不是世界末日。以后你要是来重庆玩，我请你吃饭呀！”
“对啊对啊，”旁边短发女生附和，“说不定以后还能介绍别的朋友给你呢！”
哄笑声中，邓斌缓缓站起身。
他没看她们，也没说话，只是从裤兜里掏出钱包——那是母亲用旧布缝制的，边角磨得发白，里面装着他打工半年攒下的三百块钱，请这顿饭花了八十六块五。
他抽出一张五十、三张十块、一张五块、两枚硬币，整齐地放在石凳上。
然后转身就走。
背后传来李红略带尴尬的声音：“哎，你别这样嘛……”
他没有回头。
一步，两步，三步……脚步越来越快，到最后几乎是奔跑。穿过教学楼，绕过喷泉广场，冲出校门。阳光依旧明媚，可他却觉得浑身冰冷，像被人剥光了衣服扔进冰窖。
眼泪终于决堤。
不是嚎啕大哭，而是无声的、滚烫的、带着屈辱与不甘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水泥地上，瞬间蒸发。
他坐车回到平县就一直盲目的走着，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直到双腿发软，才在街边一家小卖部门口停下。老板是个老头，正摇着蒲扇听收音机里的评书。
“小伙子，喝口水不？”老头递来一瓶橘子汽水。
邓斌摇头，哑着嗓子问：“有烟吗？”
老头愣了一下：“未成年不能买烟。”
“我十九了。”
“身份证呢？”
邓斌苦笑——他连毕业证都没有，哪来的身份证？
老头看了他几秒，叹了口气，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包“红梅”，抽出一根递给他：“看你样子，失恋了吧？抽一口，别憋着。”
邓斌接过烟，笨拙地点燃。第一口呛得咳嗽连连，第二口却慢慢平静下来。
烟雾缭绕中，他望着街对面墙上贴着的一张红纸：
1988年春季征兵报名
应征条件：18-22岁男性青年，政治合格，身体健康
报名地点：平县人民武装部一楼大厅
截止日期：4月15日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谢过那老板站起身，朝武装部方向走去。
一周后，邓斌带着规定资料又一次来到武装部门口。
平县武装部在一栋灰扑扑的老式办公楼里，门口挂着褪色的横幅：“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参军”。
邓斌走进去时，里面已经排了十几个人。大多是农村小伙，黝黑结实，眼神里透着兴奋或紧张。他站在队尾，默默填写表格。
轮到他时，窗口后的干事抬头看了他一眼：
“姓名？”
“邓斌。”
“年龄？”
“19。”
“学历？”
“高中肄业。”
干事皱眉：“没毕业？”
“嗯。”
“家庭成分？”
邓斌顿了一下：“贫农。”
干事点点头，在表上打了个勾，又问：“有没有病史？重大疾病？”
“没有。”
“政审材料带了吗？村委会盖章的。”
“带来了。”
一切顺利，直到——
一个穿着藏青色干部夹克、梳着油头的男人走进来，手里拎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腋下夹着一叠文件。他径直走到窗口前，把一份名单拍在桌面上：“老张，这批初选名单我看过一遍，有几个要重点把关。”
干事立刻赔笑：“刘部长您亲自来指导工作啊？放心，我们都按程序办。”
男人正是平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刘军光，也是邓斌姐姐邓群丈夫郑管头的“干亲家”。两人在1983年“结拜换帖”，逢年过节必走动，郑管头能当上村支书，据说就有刘军光在背后推了一把。
刘军光目光扫过人群，忽然停在邓斌脸上，眯起眼：“你是……郑家湾的？”
邓斌点头。
“邓大显的儿子？”
“是。”
刘军光没说话，只是拿起桌上的名单，在“邓斌”两个字上用红笔轻轻画了个圈，然后低声对干事说：“这个，放后面看看。何国那边，家里刚给村里捐了台拖拉机，政审材料我亲自签的字，优先考虑。”
干事心领神会，点头：“明白。”
邓斌站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
他没吭声，也没争辩。他知道，在这个地方，一个没考上大学、家里又没权没势的农村娃，说什么都没用。
他默默退到墙角，看着别人一个个填表、拍照、按手印，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走出武装部大门时，天已黄昏。
他没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县城唯一一家照相馆，花五毛钱拍了张一寸免冠照，又去邮局寄了封信给远在深圳的发小郑余——信上只有一句话：
“我要当兵了。你回来送我一程。”
三天后，体检日。
县医院体检中心挤满了应征青年。脱衣、量身高、测视力、抽血、查内科……流程紧凑，医生面无表情。
轮到邓斌抽血时，护士随口念出化验单上的血型栏：
“AB型……RH阴性？”
医生猛地抬头：“你再说一遍？”
“AB-RH阴性。”
全场安静了一瞬。
旁边一位戴眼镜、穿着洗得发白的65式军装的年轻军官——正是此次带队接兵的某部侦察连连长杨鹏——原本靠在墙边翻资料，闻言猛然抬头，目光如电射向邓斌。
他快步走过来，低声问医生：“确定？全国普查数据里，这种血型概率不到十万分之一。”
医生点头：“错不了。刚复核过两次。”
杨鹏盯着邓斌看了足足十秒，眼神复杂，似惊讶，似怀念，似某种难以言喻的宿命感。
他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开。
但在当天下午的“地方—部队联合定兵会议”上，情况出现了微妙转折。
会议由刘军光主持，县公安、民政、教育、卫生各部门负责人列席，杨鹏作为接兵部队代表旁听。
原定本县征兵名额为48人，经体检、政审、文化测试综合排名后，拟定录取前48名。
当刘军光念到第48名时，杨鹏忽然举手：“报告首长，我有个情况汇报。”
全场安静。
杨鹏站起身，语气平稳：“根据最新接到的军区后勤部通知，因某部一名新兵父亲突发重病，经批准特事特办，允许其子暂缓入伍。因此，我部今年实际接收名额可在原基础上增加一人，共49人。”
刘军光眉头一皱：“有文件依据吗？”
杨鹏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盖有“**征兵办公室”红章的传真复印件：“这是今早刚收到的补充通知，编号【1988】征字第073号，请领导查阅。”
刘军光接过一看，公章清晰，格式规范，确实是真的。
他沉吟片刻，转头对干事说：“那就……按49人定吧。把第49名加上。”
干事翻开排名表，第49名赫然是——邓斌。
何国，群山村干部何学可的儿子，原排名第49，因“家庭支持国防建设表现突出”被提至第35名了；而原本排名第35的邓斌，被不动声色地挪到了第49位——名义上的“候补”，实则等于淘汰。
杨鹏扫了一眼名单，嘴角微不可察地扬了一下。
最终，会议记录上写着：
“经研究决定，本年度平县征兵名额调整为49人，增补邓斌同志。”
没人知道，那份“军区传真”其实是杨鹏临出发前，托父亲老部下、时任**后勤部副部长的熟人“提前预留”的备案文件——专为应对地方“卡人”“换人”乱象准备的“尚方宝剑”。
更没人知道，当杨鹏看到“四川平县”“邓斌”“AB-RH阴性”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时，内心掀起的惊涛骇浪。
他想起父亲杨述光书房里那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上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名字叫杨述敏。
他有意查询过：邓斌的母亲，叫杨述敏。
巧合？还是……
他不敢想。
但他决定，无论如何，要把这个人带走。
夜晚，邓斌背着行囊站在火车站台。
母亲偷偷塞给他的包袱里，有一双新纳的千层底布鞋，一件厚棉袄，还有一封没拆封的信。
他没打开。
他知道母亲会写什么——“儿啊，别怕吃苦”、“在外照顾好自己”、“娘等你回来”。
可他不想看。
此刻的他，只想逃离。
逃离李红的轻蔑，逃离郑家湾的排挤，逃离这个让他尊严尽失的世界。
火车汽笛响起，铁轨震动，人群喧闹。
他踏上列车，找到靠窗座位坐下。
窗外灯火渐远，城市轮廓模糊。
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两个画面：
一个是李红笑着说“不来电咯”的脸；
另一个，是体检室里那位军官——杨鹏——凝视他时，眼中一闪而过的、近乎温柔的光芒。
他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但他隐隐感觉到——
这一走，不只是逃避。
而是重生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