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亮着呢

黄土高原的春末，风裹着沙粒在崖畔上打旋，刮在人脸上像小刀子割。

破窑洞歪歪扭扭嵌在土崖里。我蹲在灶台前，铝锅的底角裂了道小缝，早先用碎布条塞住，

此刻正小心翼翼地把最后半瓢水往里倒——水刚沾到锅底，就从布条缝里渗出去几滴，

在火塘边的黄土上洇出深色的小坑。锅底躺着三把糙米，

还有一把用开水焯过、晒得干硬的槐花，是前几天在沟里槐树下捡的。我摸出火柴，

划了三根才吹燃火塘，橘红色的火光一跳，

映出窑洞角落里的两个妹妹：7岁的郝星裹着父亲生前的旧棉袄，歪着头倚着墙睡，

睫毛上还沾着土；9岁的郝月抱着膝盖蹲在墙根，冻得通红的手指在墙缝里扒拉，

数着爬出来的黑蚂蚁，嘴里小声念叨：“一只，两只……要是能变成馒头就好了。”“星，

月，起来喝粥了。”我的声音哑得厉害——前几天风大，去沟里捡垃圾时呛了风，

咳嗽到现在还没好。粥煮得稀得能照见人影，筷子**去都站不住。我拿着缺了口的粗瓷碗，

把碗底沉淀的几粒米和槐花全舀进妹妹碗里，自己碗里只剩泛着白沫的米汤，

最后干脆连碗都不用，直接蹲在灶台边舔锅底的残渣。郝星喝了两口，小眉头皱起来，

把碗往我面前推：“姐姐，我饱了，你喝。”我伸手摸了摸妹妹枯黄的头发，

把碗推回去：“姐姐刚才在外面吃过了，吃的韭菜盒子，油汪汪的，可香了。

”窑洞外只有风卷着沙粒的呼啸，哪有什么韭菜盒子。我望着妹妹重新低下头喝粥的模样，

喉咙里又涩又噎——我已经记不清韭菜盒子是什么味道了，只记得去年父亲还在时，

过年那天母亲煎过一次，三个孩子围着灶台抢，父亲在旁边笑。父亲的笑声停在去年腊月。

小煤窑在山里塌了，十六个人埋在黑黢黢的煤堆里，最后只刨出十五具尸体，唯独少了父亲。

矿主卷着钱跑了，亲戚们涌到窑洞里，

把母亲藏在箱底的几件旧衣服、父亲攒的几十块钱全分了，美其名曰“帮着照看孩子”，

却没一个人问我们三个明天吃什么。母亲把最小的郝星塞进我怀里时，手指抖得厉害：“灯，

你是姐姐，照看好妹妹。我去外省打工，挣了钱就回来，给你们买韭菜盒子，买新棉袄。

”她眼里裹着泪，却强忍着没掉下来，转身走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蓝布褂子后襟破了个洞，

露出里面打补丁的棉絮。可春去夏来，母亲连一张纸片都没寄回来。

我揣着母亲临走前给的地址，走了十五里山路去镇上邮局，穿蓝制服的女人趴在柜台上算账，

头也不抬地说：“没有汇单，没这个人。”我攥着皱巴巴的地址，站在邮局门口的风里，

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我。是同村的王婶，提着一篮鸡蛋，撇着嘴说：“灯丫头，别等了，

我前阵子去县城，看见你妈跟个男人走了，穿的新皮鞋，还买了花布衫，

哪还记得你们这些拖油瓶。”我咬着嘴唇往回走，路上踢到一块石头，差点摔进沟里。

那天夜里，我蹲在窑洞门口，看银河像一条被撕开的旧棉花，挂在墨黑的天上。

风刮过崖畔的酸枣树，发出“呜呜”的响，我第一次明白，

“抛弃”两个字比小煤窑的塌方还重，压得人喘不过气，但我得担起做姐姐的担当，

至少得让两个妹妹活下去。我每天天不亮就醒，

带着妹妹们去沟里捡垃圾：塑料瓶子要踩扁了塞在麻袋里，铁丝要捋直了捆成束，

连能烧的胶鞋底都要捡——虽然换不来钱，但镇上的杂货铺老板心善，

能给几个皱巴巴的土豆。那天沟里来了辆收废品的卡车，司机是个圆脸的中年男人，

看见我们三个在沟里扒拉垃圾，从驾驶室里摸出三个苹果，扔给我们：“拿着，垫垫肚子。

”苹果表皮有点发皱，却透着淡淡的果香。我用袖子擦了又擦，先递给郝星和郝月，

自己捏着剩下的半个，只敢咬一口皮——涩味裹着一点点甜，顺着舌尖往下滑，

我舍不得咽，含在嘴里好久，直到甜味散了，才慢慢嚼碎果皮咽下去。“姐姐，

咱以后天天有苹果吃吗？”郝星把苹果举在眼前，转着圈看，舍不得下口。“会有的，

以后咱们天天都有好吃的。”我摸了摸妹妹的头，心里却没底。我知道这话是撑着说的，

可我不能说“不知道”——我是姐姐，得给妹妹们撑着。可没等“以后”来，

麻烦先找上来了。那天我们刚攒了半麻袋塑料瓶，就遇到村里的小混混二蛋，叼着烟走过来，

一脚把麻袋踹翻，瓶子滚了一地。“小乞丐，捡的东西也敢往家带？

”二蛋伸手要抢郝月手里的苹果，我扑过去护住妹妹，被二蛋推了一把，

膝盖重重磕在石头上，疼得我眼泪都快掉下来。还好收废品的司机没走远，

听见动静探出头喊：“干啥呢？欺负小孩算啥本事！”二蛋瞪了瞪眼，骂骂咧咧地走了。

司机下车帮我们把瓶子捡起来，又多给了两个苹果：“以后遇到他，就喊我。

”我抱着苹果，看着司机的卡车扬尘而去，膝盖上的疼好像轻了点。唯一的光亮，

是从坡下赵奶奶家漏过来的。赵奶奶八十岁了，眼睛半瞎，走路要拄着根裂了缝的枣木棍，

儿子在城里当保安，一年才回来一次。她隔几天就会端来一小盆玉米糁，

或者几个发皱的柿子，每次都要念叨一句“脏丫头，快拿回去煮了”，

可手里的盆却从来没空过。我记着赵奶奶的好。趁捡垃圾时，在沟里找了段结实的桑树枝，

又捡了块别人扔的砂纸，每天晚上在火塘边磨——指尖磨出了血泡，疼得钻心，

我就把手指浸在冷水里，接着磨。磨了三天，终于把桑树枝磨得光滑趁手，

偷偷放在赵奶奶家门口。可赵奶奶的儿媳妇李桂香，却恨极了我们三个“小要饭的”。

那天我刚接过赵奶奶递来的半袋红薯，就听见李桂香在院子里掐着腰骂：“妈！

你又把咱家的粮食往外拿！她们三个是你亲孙女？你咋不心疼心疼你亲孙子！

”李桂香的声音尖得能戳破天，“再送，我就把你这老骨头也扔出去！

”李桂香从灶房里出来，看见我抱着红薯要走，冲过去就把红薯打翻在地上，

红通通的红薯滚了一地，沾了泥。“脏丫头！别把我家门口踩臭了！”赵奶奶拄着新拐杖，

颤巍巍地挡在我前面，弯腰把红薯捡起来，拍了拍泥，重新塞进我怀里：“快走，

别让她看见。”那天赵奶奶没骂“脏丫头”，只摸了摸我的头，

粗糙的手掌蹭过我的脸颊：“这木头，比我那根暖。”我抱着红薯一路小跑，

耳边还响着李桂香的咒骂，可怀里的红薯热乎乎的。我知道李桂香不是坏，

只是被日子逼得急了——就像我自己，也会为了半个馒头跟野狗抢。转机出现在六月。

那天我带着妹妹们捡垃圾，走到沟外时，听见一阵朗朗书声，顺着风飘过来。

我循声爬上土坎，看见一排红砖平房，门口挂着“柳树沟小学”的木牌，油漆掉了一半，

却透着股亮堂劲儿。我趴在窗根下，像偷看藏在罐子里的糖。

黑板上写着“木兰诗”三个大字，穿蓝裙子的女老师站在讲台前，

声音清亮得像山泉水：“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我听不懂诗里的意思，

却觉得那声音像星星掉进了水里，漾得我心里软软的，如果爸爸还在的话，

我和妹妹们应该都还能上学把。下课铃响了，孩子们涌出来，我赶紧拉着妹妹躲到槐树后。

可还是被人发现了——是数学老师周建国的儿子周小宇，穿着干净的白衬衫，

指着我们喊：“小乞丐！偷听课！”周小宇捡起地上的石头，就往我身上扔，

石头砸在我的胳膊上，疼得我一缩手。“不许扔！”蓝裙子老师忽然走过来，挡在我前面，

把周小宇手里的石头拿下来，“小宇，不能欺负同学。”周小宇撅着嘴：“妈说她们是乞丐，

不配来学校！”说完就跑了。老师蹲下来，看着我指甲缝里的黑泥，

又看了看我身后缩着的郝星和郝月：“小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我攥紧手里的塑料袋：“我……我叫郝灯，来捡瓶子的。”“郝灯，好名字。

”老师笑了，“我叫沈青，是这里的语文老师。你想不想来听课？

”沈青让我每天上午来学校，坐在最后一排旁听；下午还允许我把妹妹带来，

在操场边的槐树下玩。她给我找了旧课本，是上一届学生用过的，封皮掉了，

里面夹着半张旧画；又给了半截铅笔、一个只剩小半块的橡皮头，说：“这些你拿着，

好好学。”我第一次在课本上写自己的名字时，手抖得厉害，“灯”字的最后一点，

被我戳成了墨团，像个小黑豆。沈青站在我身后，轻轻握住我的手：“别急，慢慢来，

你写得很好。”可并非所有人都欢迎我们。沈青的办公室对面，坐着数学老师周建国，

三十出头，戴金丝眼镜，总爱把“教学质量”挂在嘴边。

他不止一次在教研组里冷嘲热讽：“沈老师，爱心泛滥也得有个限度。

那三个孩子头上长虱子，衣服一股酸臭味，传出去别人还以为咱们学校是收容所。

”沈青每次都反驳：“她们只是穷，不是脏，好好教，她们能学好。

”可周建国根本不听——心里早把我们当成了“拖后腿的”。

矛盾在一次公开课上爆发了。那天来了不少外校的老师，沈青在前面讲课，郝星忽然尿急，

想出去又不敢举手，憋得脸通红，最后实在忍不住，站起来就往外面跑。走廊刚拖过地，

她脚一滑，“啪”地摔在地上，

沾满泥巴的手正好抓在路过的周建国裤腿上——周建国穿了条雪白的西裤，

瞬间被印上两个黑手印。“没教养的东西！”周建国当场就发飙了，伸手要拉郝星，

我吓得冲过去连忙说着对不起，把妹妹护在身后，肩膀抖得厉害。沈青赶紧跑过来，

挡在我前面：“周老师，孩子不是故意的，郝星给你道了歉了，请您注意师德。”“师德？

”周建国冷笑，“让这种野孩子来学校，才是败坏师德！”当晚，

周建国在教师微信群里发了句话：“某些人别拿学校当慈善堂，学生成绩才是硬道理。

”他放下手机，看见窗外我正带着妹妹捡操场角落的塑料瓶，

心里咬了咬牙：“先顾着成绩，再说别的。”沈青盯着手机屏幕。

她摸出抽屉里的工资条——这个月的工资，她本来想寄给城里生病的母亲，现在却想，

或许该给我们买件新衣服。七月流火，白天天气闷热，可到了夜里，却下起了暴雨。

破窑洞的顶早漏了，土坯墙被雨水泡得发软，“簌簌”地往下掉渣。

我把妹妹们搂到最里侧的土炕上，自己背靠着渗水的墙——雨水顺着墙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