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走廊里的消毒水气味浓得化不开，像一层无形的薄膜糊在人的口鼻上。**在冰凉的墙壁上，看着窗外。十二月的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光秃秃的树枝，发出呜呜的响声。
“爷爷情况不太好，医生让咱们都过来。”昨天凌晨三点，哥哥的电话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他的声音沙哑，像是被砂纸磨过。
我买了最早一班高铁票，从北京赶回老家。一路上，麦田荒芜，村庄静默，偶尔有几只乌鸦站在田埂上，像黑色的标点符号点缀在苍茫大地上。
病房里挤满了人。父亲、母亲、哥哥、堂叔、表姑，还有几个我叫不上称呼的远亲。所有人都围在病床前，沉默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胸口。
爷爷躺在病床中央，白被单盖到他胸口。他缩得很小很小，小得几乎要被那张病床吞没。我记忆中那个高大硬朗、声如洪钟的老人，如今只剩下一把骨头，皮肤蜡黄，贴在骨架上，像是随时会破裂的纸。
他的呼吸很轻，轻得几乎看不见胸膛的起伏。只有床边心电监护仪上跳动的绿色曲线，证明着他还在与这个世界藕断丝连。
母亲悄悄把我拉到一边，眼圈通红：“从昨晚开始就不怎么清醒了，偶尔睁眼也说胡话，说看见他爹娘来接他了。”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爷爷已经抗癌五年了。食道癌，发现时就是晚期。医生当时摇着头说最多半年，可他硬是撑了五年。医生说这是奇迹，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医学奇迹，只是爷爷太倔，倔得连死神都要跟他商量着来。
“这老头，命硬得像块石头。”父亲曾经这样评价爷爷，语气里既有无奈也有不易察觉的骄傲。
现在，这块坚硬的石头正在被病魔一点点风化、侵蚀。
傍晚时分，爷爷忽然醒了。他的眼皮颤动了几下，缓缓睁开。浑浊的眼珠在深陷的眼窝里转动，缓慢地掠过每一张脸，像是在清点人数，生怕少了谁。
他的嘴唇干裂，微微颤动。父亲赶紧用棉签蘸水，轻轻湿润他的嘴唇。
“爹，您想说啥？”父亲俯下身，耳朵几乎贴在爷爷的嘴边。
爷爷的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像是一台老旧的风箱在艰难地运转。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可能是最后的话语。
突然，爷爷扯开嘴角，露出了一个虚弱却熟悉的笑容。那笑容在他枯槁的脸上显得格外突兀，却又那么符合他一贯的作风。
“哭丧个脸干啥？”他的声音微弱却清晰，“好像我立马就要蹬腿了似的......”
病房里寂静无声，只有监护仪的滴答声。
爷爷喘了口气，继续说道：“算命先生说了，我能活到八十！我今年......才七十八，还有整整两年呢！”
大家愣住了，面面相觑。算命先生？爷爷一生倔强，从不信命，只信自己那双粗糙的手和硬挺的脊梁。他常说“算命的是瞎子的拐杖——骗人又骗己”。
他喘了口气，浑浊的眼睛里竟猛地迸出点年轻时的灼人光亮：“不信？我觉得我还能活一百岁！我还能......还能给你们带二十年的孩子！”
这话太突兀，太荒唐，太不像一句临终遗言，却又太像他这辈子会说出来的话。大家先是一愣，像是没听懂。随即，“轰”地一下，全都笑了出来。那笑声冲破了凝重的空气，紧绷的弦瞬间松了，冰冷的病房里，竟陡然窜起一点活气。
姑姑笑出了眼泪，一边笑一边抹眼睛；哥哥捂着嘴，肩膀不停地抖动；就连一向严肃的父亲也嘴角上扬，摇了摇头。
爷爷瞧着大家笑，他也跟着咧了咧嘴，似乎极为满意自己这最后一番“吹牛”造成的效果。可那笑容没能挂住，很快就散在了纵横的皱纹里。他累极了，眼皮耷拉下去，头微微歪向一侧，嘴唇蠕动着，声音轻得像秋天最后一片叶子落地，不把耳朵凑到嘴边，根本听不清：
“还有两年......好好活......都得好好活......”
笑声像被一把快刀，齐齐斩断。
戛然而止。
病房里只剩下仪器冰冷而规律的滴答声，以及一片比哭声更沉、更压得人胸口发疼的死寂。
那天深夜，爷爷的状况急转直下。医生进来检查后，默默地摇了摇头。父亲理解了这个暗示，眼圈顿时红了，但他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都把最后想说的话跟老爷子说吧。”他声音嘶哑地对围在床边的人们说。
轮到我时，我握住爷爷枯瘦的手。那双手曾经那么有力，能扛起百斤的粮食袋，能稳稳地扶住犁杖，能在寒冷的冬天为我们生起温暖的炉火。现在，它们无力地躺在我的掌心，像秋风中的落叶。
“爷爷，”我轻声说，“院子里的石榴树今年结了好多果，等明年夏天，咱们一起吃石榴。”
我不知道他是否听见了。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浅，越来越慢，最后只剩下微弱的叹息。
凌晨三点二十七分，心电监护仪上的绿色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发出刺耳的长鸣。
爷爷走了。
没有戏剧性的临终遗言，没有全家人的嚎啕大哭。他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像是一盏油灯，终于燃尽了最后一滴油。
母亲合上他的双眼，姑姑开始低声啜泣。父亲站在床边，一动不动，像尊雕塑。我看见他的手在微微颤抖，但他没有哭，只是紧紧地咬着下唇。
按照老家的规矩，我们要给爷爷净身换寿衣。当揭开被子时，我倒吸一口冷气。爷爷的身体瘦得只剩皮包骨，癌细胞在他体内疯狂肆虐后的惨状令人不忍直视。但他的表情很安详，嘴角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仿佛只是睡着了，正做着一个无关痛痒的梦。
葬礼安排在三日后。那天下着小雪，稀稀拉拉的雪花像是天空撒下的纸钱。来吊唁的人不少，大多是爷爷生前的旧友和远亲。他们穿着暗色的衣服，表情肃穆，说着千篇一律的安慰话。
“老李头是个好人啊。”
“一辈子不容易，总算歇着了。”
“节哀顺变，老人家高寿了。”
父亲作为独子，全程主持葬礼。他表现得异常冷静，接待宾客，安排流程，处理各种琐事。只有当我偶然看见他对着爷爷的遗像发呆时，才能捕捉到那一闪而过的悲痛。
下葬时，按照习俗，长子要捧遗像，长孙要撒第一把土。哥哥捧着爷爷的遗照，手抖得厉害。当轮到他把土撒向棺木时，他终于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混着雪花，落在新翻的泥土上。
我看着爷爷的棺材缓缓降入墓穴，忽然想起小时候，他带我去田里捉蚂蚱。那天夕阳西下，他指着天边绚丽的晚霞说：“孙子，你看那天，红得像不像咱家那石榴花？再好看的景致，也有天黑的时候。但只要记得那好看的样子，明天就还能盼头。”
如今，我的天黑了。
葬礼后的第二天，大家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一家四口。中午饭后，父亲忽然说：“去院子里看看吧，你爷爷那两棵石榴树。”
院里的积雪尚未融化，两棵石榴树静静地立在冬日的寒风中。枝干虬结，挂着的几个残存的石榴已经干瘪，裂开了口，像是一张张苦笑的脸。
父亲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干，久久没有说话。
“你知道你爷爷为什么种石榴树吗？”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
我摇摇头。
“六零年饥荒，你爷爷差点饿死。有一天他晕倒在路边，是一个老乞丐给了他半个石榴。那石榴又酸又涩，根本不熟，但你爷爷说那是他这辈子吃过最甜的东西。后来年景好了，他就在院里种了两棵石榴树，说看见它们，就能记住再难的日子也能过去。”
我看着那两棵树，忽然明白了爷爷为什么总是那么“没心没肺”地乐观。不是他不知道苦，而是他尝过了太多的苦，才知道哪怕一丝甜也值得欢天喜地。
“你爷爷这辈子，苦吃得比谁都多。”父亲继续说，“七岁丧父，家道中落，顶着‘地主崽子’的帽子，挨批斗，受白眼。饥荒年间差点饿死，后来日子好点了，又因为你和我娘生病，欠了一**债。但他从来没在我们面前抱怨过一句。”
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他停顿了一下，继续道：“我十六岁那年，想去南方打工，不想读书了。你爷爷没骂我，也没劝我，就带我来到这石榴树下。那时正是秋天，石榴都熟了，裂开着口，露出里面的籽。你爷爷说：‘你看这石榴，皮又糙又硬，还咧着嘴笑，好像不知道愁似的。可你知道它经历过什么吗？风吹日晒，虫咬鸟啄，但它还是把自己的籽养得饱饱的，红彤彤的。人呐，就得学这石榴，外面多苦多难，心里都得是甜的，都得是满满的生机。’”
我抬头看着那些裂开的石榴，在冬日的阳光下，它们干瘪的籽粒依然保持着些许红色，像是固执的不肯褪去的生命印记。
“你爷爷最后那话，”父亲抹了把脸，“说还能活两年，让我们好好活。他不是在骗我们，他是真的这么相信的。到死，他都没认输。”
雪又开始下了起来，细碎的雪花落在石榴树上，落在我们的肩头。父亲抬头望着灰白色的天空，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白雾在寒冷的空气中消散。
“回屋吧，外面冷。”最后他说，转身向屋里走去。
我留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风吹过石榴树的枝桠，发出呜呜的声响。恍惚间，我好像又看见爷爷站在树下，叉着腰，皱纹里都刻着笑，声音洪亮地嚷嚷着：
“活一百岁？我看行！瞧这石榴，笑得多欢实！咱就得像它这样活！”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爷爷没有离开。他就像这石榴树，根已经深深扎进了这片土地，扎进了我们的记忆里。年年岁岁，花开花落，果结果实，他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自己的生命。
我伸手摘下一个裂开的石榴，掰开它干硬的外皮，取出几颗籽粒放入口中。它们已经干瘪，几乎没有什么汁水，但却依然保留着一丝淡淡的甜味。
这甜味，是爷爷留给我们的最后遗产。
回到屋里，我看见父亲正坐在桌前，手里拿着爷爷那副老花镜，默默地擦拭着。母亲在厨房准备晚饭，锅碗瓢盆发出熟悉的声响。哥哥正在通电话，语气平静地处理着工作上的事情。
生活还在继续，正如爷爷所希望的那样。
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爷爷生前常坐的那把旧藤椅上，翻看他留下的相册。大多数照片已经泛黄，边角磨损。有一张特别引人注目：爷爷年轻时站在石榴树下，怀里抱着年幼的父亲，笑得灿烂无比。那时的石榴树还很矮小，刚刚及腰；爷爷的头发乌黑浓密，背挺得笔直。
照片背面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是爷爷的笔迹：“1975年秋，石榴结果，吾儿满岁。”
我轻轻摩挲着照片上爷爷的笑脸，忽然理解了他那种近乎固执的乐观。那不是不知苦难的天真，而是吞咽下所有苦楚后，生命本身迸发出的最坚韧、最蓬勃的力量。
窗外，雪停了。月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清冷的光辉。那两棵石榴树在月色中静静地站立着，它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是要一直延伸到春天的边界。
我知道，明年春天，石榴树又会发出新芽，长出绿叶，开出火红的花，结出饱满的果。它们会继续生长，一年又一年，仿佛在诉说一个永不结束的故事。
而爷爷，就活在这个故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