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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我和林老师去了电视台档案室。
工作人员翻了两个小时，才从旧硬盘里找到一段编号混乱的视频。
拍摄日期，正是十八年前幼儿园开放日。
林老师一眼认出了门口的彩色墙画。
“就是这天。”
工作人员没有马上播放，而是先调出硬盘的入库目录和迁移记录。
“这批素材搬过两次，原文件名已经丢了。”
“日期怎么确认？”我问。
“拍摄日志里有活动编号，摄像师的工作单也还在。”
林老师从包里拿出当年的班级合影。
“这件蓝外套，我认得。”
视频里的我抱着全家福，跌跌撞撞跑向父母。
沈芸低头看了我一眼，立刻把周念安拢到身后。
“这是谁家的孩子？”
周启明挡住镜头。
“别拍了，带孩子走。”
他们牵着周念安往外走。
我追到门口，手里的画掉在地上。
画面晃了几下，最后停在车尾消失的方向。
录像只有四十七秒，却没有一个字是模糊的。
林老师一直没有说话。
我让电视台调出原始存储记录，又请当年的摄像师确认，视频从未经过剪辑。
摄像师已经退休，仍然记得那天的事。
“当时导演说这段不能播，怕影响公益宣传。”
“为什么？”
“镜头里有个孩子一直追车，看着不太好看。”
我点了点头。
“麻烦你们出具证明。”
下午两点，我把完整录像发到网上。
没有配煽情旁白，也没有剪掉前后空白。
视频只播放了四十七秒。
最先评论的是一个当年参加活动的家长。
“我记得那个男孩。他在门口哭了很久。”
接着，有人翻出了活动报道。
照片里，周念安被沈芸牵着，站在公益横幅旁边。
启明集团的声明很快跟上。
“视频可能经过后期合成，无法证明当事人身份。”
电视台随后公开原始文件信息。
林老师也接受了采访。
“录像里的男孩就是周砚。他在班里坐第一排，画画时总把爸爸画得很高。”
网上的风向开始变化。
“他们如果不认识这个孩子，为什么孩子会抱着全家福跑过去？”
“周念安明显就是幼儿园里的孩子。”
“这不是认亲，这是遗弃现场吧。”
晚上，周启明接受财经频道采访。
记者把视频放在他面前。
“这段画面里，您为什么说‘带孩子走’？”
“当时现场很乱，我不记得了。”
“那男孩是不是您当年的儿子？”
周启明的笑停了一瞬。
“我们从来没有儿子。”
记者继续追问：“那他为什么叫您爸爸？”
周启明把话筒推远。
“孩子认错人，很正常。”
主持人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资料。
“那您是否愿意接受亲子鉴定，彻底结束争议？”
周启明沉默了两秒。
“没有必要。”
“为什么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
他没有再看镜头。
采访结束后，林老师给我发来一条消息。
“他刚才的停顿，比任何回答都清楚。”
采访结束后，启明集团发布预告。
三天后，他们将召开第二场发布会。
标题只有一句话：
让孩子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让秘书把预告页面保存下来。
“他们准备把周念安放到台前。”
“她会配合吗？”
“暂时会。”
“如果她不配合？”
“那就换成受助孩子和家长。”
我看着屏幕上那句标题。
“把现场能找到的原始录像、签到表和资金明细都带上。”
秘书点头。
“需要我联系媒体吗？”
“不用。把材料放在该出现的地方。”
第二天，电视台摄像师确认愿意出席发布会。
林老师也答应作证。
我把两人的联系方式交给律师，让他们分别签下证言确认书。
发布会前一晚，周念安又发来一条消息：
“他们让我明天站在最前面。”
我没有问她是否害怕，只回复了一句：
“听清楚每一个问题，再决定要不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