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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刚驶出两条街，方琦的手机就响了。
咨询师发来一段走廊监控，画面里，陆秉严踹开诊室门，先检查窗户，随后抓起我留下的外套，快步追了出去。
他没有在镜头前失控，只是打给前台，要求调取预约资料和我的去向。
咨询师拒绝后，他直接报了警，声称患有产前抑郁的妻子被人带走。
「他还是很会给自己找一个体面的说法。」
方琦将手机扣在中控台上，把准备好的衣服递给我。
我换掉孕妇裙和鞋子，将头发扎起来。
方琦已经替我联系好外省一家合规私立医院，对方看过报警回执和非法移植的初步材料，愿意在完成心理评估、伦理审查和术前检查后，接收我的终止妊娠申请。
我没有身份证，只能在车站通过人脸核验办理临时乘车证明。
排队时，方琦的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陆秉严。
她原本想直接挂断，我却按住她的手，接了起来。
「老婆，别闹了。」
熟悉的称呼从听筒里传来，我握着手机，指尖不受控制地收紧。
「门锁我已经让人拆了，保姆也会辞退，身份证和银行卡都还给你，回来，我们重新谈。」
广播正在提醒旅客检票。
三年前第一次移植失败，他也是在车站这样哄我，买了最近一班车赶回来，将发烧的我从医院接回家。
我的嘴唇动了动，还没出声，电话那头便传来苏晴急促的声音。
「秉严，你告诉她，那是我最后两枚胚胎，她不能这么自私。」
陆秉严立刻捂住听筒，可已经晚了。
「沈言，晴晴跟过来只是担心孩子，你不要多想。」
我挂断电话，将手机还给方琦。
他愿意拆锁，愿意还证件，甚至愿意撤掉监视，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选择权应该属于我。
列车启动后，方琦把律师委托书递给我。
我签下名字，授权她向医院、卫健部门和法院申请证据保全，又重新补办银行卡和电子身份信息。
手机屏幕上跳出十几个陌生号码，我全都调成静音。
列车开出一个小时后，陆秉严还是找到了那只定位手表。
他调取商场外的监控，追到高铁站，又通过站内画面确认了我搭乘的车次。
方琦收到咨询师转来的消息时，他已经带着苏晴上了高速。
同一时间，一条语音发进方琦手机。
「告诉沈言，下一站下车，她敢进手术室，我就追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