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大伯全家被押上批斗台。
村里人恨不得跟他划清十八代关系，我爹也把大伯送的东西连夜丢了个干净。
"谁再跟老大家来往，就别进这个门。"我爹把话撂得死死的。
可那天夜里，我听见地窖里有孩子在哭，是大伯家最小的堂弟，饿的。
我咬了咬牙，扛起家里藏的米就往大伯家地窖跑。
我妈发现后打断了一根扫帚："你是要害死全家啊！"
我没吭声，第二天晚上照样去。
十年后大伯官复原职，坐着小汽车回村，见了所有人都没说话。
他径直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看了整整一分钟，开口只说了一句。
那句话，让围观的全村人鸦雀无声。
一九六八年七月，槐树沟连下了三天雨。
村口的土路泡成泥浆，鞋踩进去，拔出来时能带走半斤黄泥。
天刚亮，祠堂前的大喇叭便响了。
“各家各户都出来，谁也不许缺席！”
我爹贺守义扔下饭碗，抓起墙边的蓑衣。
“春梅，跟你娘留在家里。”
我娘刘翠英没抬头，只把灶膛里的火压低。
我今年十七岁，早不是能被一句话关住的孩子。
我爹前脚出门，我后脚便从柴垛旁绕了出去。
祠堂前已经挤满了人。
雨水从屋檐往下淌，打湿了青石板，也打湿了台上几个人的衣服。
站在最中间的是我大伯贺守仁。
他双手被绳子捆着，胸前挂着一块木牌。
木牌上的墨字被雨水冲开，黑水顺着衣襟往下流。
大伯母曹玉贞站在他身边，头发贴着脸，怀里紧紧护着七岁的堂弟贺小川。
堂姐贺冬梅低着头，脸上有一道刚留下的红印。
有人举着拳头喊。
有人捡起烂泥往台上扔。
一团泥砸在小川额头上，他吓得哭出了声。
大伯母立刻捂住他的嘴。
“别哭。”
她的声音很轻，却让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往前挤了一步，手腕突然被人攥住。
我爹站在我身后，脸色发青。
“谁让你来的？”
“我只是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
他把我拽到人群最后，五根手指掐得我手腕生疼。
台上的大伯抬起头，正好看见我们。
他的目光先落在我爹脸上，又移到我身上。
我以为他会叫我们。
可他什么都没说，只慢慢低下了头。
批斗散了以后，大伯一家被赶回村东头的旧屋。
那屋原本是生产队放农具的地方，半边房顶漏雨，窗户上连张完整的纸都没有。
村里人从他们门前经过，全都绕着走。
回到家，我爹先关院门，又把门闩插死。
他从炕柜最底下拖出一个木箱。
箱子里装着一件灰呢大衣、一只铁皮手电筒，还有两本已经发黄的书。
这些都是大伯以前送来的。
我爹把东西一件件扔进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