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那天的雨下得断断续续，像老天爷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又咽回去了大半。
我蹲在父亲坟前，手指冻得通红，扒拉着烧纸钱的铁盆，
看着那些黄纸慢慢卷曲、发黑、化成灰，被风卷起来糊了一脸。膝盖跪在湿泥里，
裤子早就洇透了，冰凉的感觉从骨头缝里往外渗。口袋里只剩最后半包红塔山，
我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剩下的半包连同那个一块钱的一次性打火机，一起扔进了火里。“爸，
给你带了烟，你活着的时候抽不起好的，现在补上。”这话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活着的时候抽不起，死了就能抽上了？烧纸钱、烧纸烟、烧纸手机，
也不知道那边到底收没收到过。要是真能收到，我爸大概会在那边破口大骂——你个败家子，
活着不好好过日子，烧这些没用的干什么。我确实是个败家子。今年三十二了，一事无成。
高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当过保安、送过外卖、在工地搬过砖，
去年好不容易找了个厂子干活，结果年底厂子倒闭了，老板欠了三个月工资跑路，
连人影都找不着。现在住在城中村一个隔断间里，月租三百五，
隔壁住着个天天半夜打游戏的小年轻，隔音差到能听见他打呼噜。存款？零。不对，是负数，
花呗还欠着两千多。婚姻状况：单身。恋爱经历：空白。准确地说也不是完全空白，
前年谈过一个，在超市做收银员的姑娘，处了三个月，人家嫌我穷，分了。
分手那天她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看不见咱们的未来。
”我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她说的是实话。今年清明回来上坟，
是开着我那辆不知道几手的电动车，三十公里路，骑了一个多小时。电瓶早就老化了，
充满电也跑不远，我路上还推了二十分钟。车子停在山脚下面，怕被人偷，
我又加了把锁——虽然那破车卖了都不值一把锁钱，但这是我唯一的交通工具，
没了它我连外卖都送不了。山还是那座山，就在村子后面，小时候放牛天天爬。
坟也还是那座坟，土坟，连块正经墓碑都没有，就插了根木桩子，上面绑了块红布。
我爸三年前走的，肝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医生说可以化疗，但费用至少十几万。
我当时把积蓄全掏出来，不到两万块，找亲戚借了一圈，借到五千。我妈瘫在床上，
脑血栓后遗症，半边身子动不了，每个月药费都要七八百。最后我爸是自己要求出院的。
他说，回吧，别花那冤枉钱了。回家之后又撑了两个月，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最后那几天连水都咽不下去。临走那天晚上，他忽然精神好了，让我扶他坐起来，
看了看窗外的月亮，说了一句：“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妈，也对不起你。”我憋着没哭，
等护士来盖上白布的时候，我躲在走廊尽头哭得像个**。后来我妈也在去年走了，脑溢血，
走得很突然，也好，没受什么罪。两个老人在一年之内相继离开，
我感觉自己像一棵被刨了根的树，摇摇晃晃地站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倒下。“爸，
今年实在没钱，没给你买啥好东西。”我一边烧纸一边念叨，“你也别怪我，
你儿子现在混得比你还惨，你好歹还有个坟，我连个住的地方都快没有了。
房东说下个月涨房租，涨到四百，我琢磨着是不是该搬到更远的地方去。
”铁盆里的火渐渐小了，纸灰在风里打着旋。我站起来，膝盖疼得厉害，蹲太久了。
脚也麻了，跺了两下，泥水溅了一裤腿。反正裤子已经脏得不能看了，无所谓。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想着在坟前再待会儿。雨又下起来了，细细密密的，打在松针上沙沙响。
然后我注意到坟旁边有一片草长得不太对。农村出来的孩子，
对庄稼地里的东西还是有点敏感的。那片草比周围的要高出一截，颜色也深一些，
墨绿墨绿的，看着特别壮实。我蹲下来扒拉了一下，发现草根下面的土有点鼓，
像是底下有什么东西把土顶起来了。起初我没当回事，可能是块石头或者烂树根。
但我顺手用捡来的树枝捅了捅，土块滚落，露出一小片金灿灿的东西，在雨幕里闪了一下。
我愣了一下，又捅了两下，土又掉了一片。那颜色，说不上来，不像是黄铜，也不像是铁锈，
那种黄，怎么说呢，就是那种——金子的黄。我在电视上见过金条，就是这个颜色。
心跳忽然快了起来。我扔掉树枝，直接上手挖。四月初的泥土还带着冬天的潮气，又冷又硬，
指甲缝里塞满了泥，挖了两下指甲就劈了，我顾不上了，疯了似的扒土。雨越下越大，
打在背上凉飕飕的，但我浑身发烫，额头上的汗混着雨水往下淌。挖了大概有十来分钟，
那个东西的全貌露出来了。一块石头，不，不是石头，是一块黄澄澄的、疙疙瘩瘩的东西，
比我拳头还大一圈，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少说有两三斤重。我用手擦了擦表面的泥，
那些凹凸不平的棱角在光线里泛出柔和的、沉稳的光泽，一点都不刺眼，却让人挪不开目光。
狗头金。我脑子里蹦出这三个字的时候，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浑身一哆嗦。我虽然穷，
但基本的常识还是有的。狗头金，天然形成的金块，因为形状像狗头而得名，
比普通黄金还要值钱，因为它是天然的，有收藏价值。新闻上报道过，
前几年有人在河里捡到一块两斤多的狗头金，卖了上百万。上百万。
这个数字在我脑子里炸开了，炸得我晕晕乎乎的，眼前一阵阵发黑。我蹲在雨里，
手里攥着那块沉甸甸的东西，浑身发抖，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激动的。雨浇在身上，
我完全没有感觉，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反复循环：这不是真的，这肯定不是真的。
我把那块东西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咬了咬，有点软。又对着光看，颜色不变。
我在厂里干过电镀，见过黄铜，见过镀金，这个不一样，这个从里到外都是一个颜色，
那种厚重的、沉甸甸的黄色，像是把一整个太阳攥在了手心里。我忽然紧张起来，
四下看了看。山上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今天是清明，该上坟的人上午就来了，
现在都快下午四点了，该走的都走了。附近几个坟头前都插着新换的纸花，
烧过纸钱的痕迹还在，但人已经散了。我把狗头金塞进内衣口袋，又用塑料袋裹了一层，
塞进夹克拉链里面。想了想还是不放心，又掏出来揣进裤裆里——不是开玩笑，
农村出来的都知道，最保险的地方就是裤裆，小偷再厉害也不会往那儿摸。然后我跪下来，
对着我爸的坟头磕了三个响头，磕得额头全是泥。“爸，”我说，声音都是抖的，
“你要是真能听见，就当是你保佑我的。我要是真能翻身，我回来给你修个最大的坟，
立个最好的碑。”站起来的时候腿还是软的，走两步差点摔了。
我扶着旁边一棵松树站了一会儿，深吸了几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这时候不能慌，
不能慌，东西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得先找人鉴定。下山的时候我几乎是连滚带爬的，
泥路滑得要命，摔了两跤，**上全是泥。我那辆破电动车还停在路边，我跨上去拧钥匙，
手抖得插了好几次才**去。车子晃晃悠悠地上了路，雨打在脸上生疼，
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冷，浑身热血往头上涌，耳朵里嗡嗡响。骑了半个小时，到了一个镇子上。
我停在一家金店门口，犹豫了一下，没进去。这种小地方的金店，老板不一定懂，
万一坑我怎么办？再说这东西来路不明，万一被人盯上，我一个穷光蛋，
连个手机都买不起好的，怎么保得住？我决定先去市里。从镇上到市里还有四十多公里，
电动车的电量肯定不够。我在路边找了个小饭馆，要了碗面，
跟老板娘说能不能借插座充会儿电。老板娘挺好说话，让我把车停在后院充电。
我坐在饭馆里吃面，手还在抖，面条夹起来又掉下去，跟帕金森似的。
老板娘看不下去了：“小伙子，你没事吧？”“没事没事，”我低着头，把脸埋进碗里，
“就是有点冷。”吃完面我又坐了一会儿，假装看手机，实际上一直在想接下来的事。
我这个人虽然没什么出息，但也不是完全没脑子。这件事太大，大到我一个人吞不下去。
我得找人帮忙，但不能随便找，得找信得过的。信得过的人……我想了一圈，
发现我身边压根就没有这样的人。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些年我混得这么惨，
亲戚朋友早就不来往了，过年连个拜年的短信都没有。除了一个人。王建国，我初中同学，
现在在市里做珠宝生意。说是珠宝生意，其实就是开了个小小的玉石店，
卖些手串、挂件之类的东西，规模不大，但做了十来年了，在这一行里多少有点人脉。
关键是这人靠谱，不爱说话，嘴紧，初中时候全班欺负我，就他没动过手。我翻出手机，
找到他的号码，犹豫了一下，拨了过去。响了五六声，接了。“喂？”那边声音有点哑。
“建国，是我，李向阳。”那边沉默了两秒，可能是在想李向阳是谁。三秒之后，
他想起来了：“向阳？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还行，”我说，“建国，我想请你帮个忙，
方便见面说吗？”他又沉默了一下，大概在犹豫。换了我也得犹豫，
一个多年不联系的老同学忽然打电话说要帮忙，十有八九是借钱。但他还是说了：“行，
我在店里，你过来吧。”我把店址记下来，电动车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电，够骑到市里了。
雨还在下，但小了一些。我骑上车，一路往市里赶。路上心里七上八下的，
一会儿想着这东西要是假的怎么办，一会儿想着要是真的怎么办，
一会儿又想着会不会半路被人抢了。到了王建国的店门口，天已经快黑了。店不大，
在一条背街上，橱窗里摆着些玉镯子、翡翠挂件，灯光昏黄。我推门进去，
王建国正坐在柜台后面喝茶，看见我的样子，愣了一下。
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有多狼狈：头发湿透了贴在额头上，衣服上全是泥，裤腿卷到膝盖，
脚上一双解放鞋已经看不出颜色了，整个人像是刚从泥塘里捞出来的。
“你这是……”王建国站起来，表情有点复杂。“建国，”我关上门，声音压得很低，
“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我从裤裆里把那个塑料袋掏出来的时候，
王建国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了震惊。他看着我手里的东西，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张了张，
又闭上了，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你……你等一下。”他转身去把店门反锁了，
又把窗帘拉上，然后开了柜台后面的灯，那种很亮的白光灯。我把东西放在柜台上，
一块黑乎乎的疙瘩，上面还粘着泥土。王建国没说话，
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把小刷子、一块软布，小心翼翼地把表面的泥土清理掉。泥土去掉之后，
那个东西的真实面目露了出来：金灿灿的，表面有一些天然形成的纹路和凹坑，
像熔岩冷却后的样子，但光泽温润，手感沉重。他拿起来掂了掂，又用指甲掐了掐，
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的放大镜，凑近了看。看了大概有两三分钟，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向阳，”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有点发紧，
“这东西你哪儿来的？”“我爸坟旁边刨出来的。”王建国盯着我看了五秒钟，
好像在判断我是不是在开玩笑。然后他又低下头去看那个东西，翻来覆去地看，
一边看一边摇头。“怎么了？”我紧张地问，“假的？”“假的？”他苦笑了一下，
把那东西轻轻放在柜台上的电子秤上。数字跳了几下，停住了：1523.6克。三斤多。
“向阳，”王建国的声音有点飘，“这东西要是个假的，那全中国的金店都得关门。
”我当时没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东西的纯度，用他的话说，
“高得离谱”。他做珠宝这么多年，经手过的黄金制品不计其数，
但从来没有见过纯度和品相都这么好的狗头金。“我告诉你，”王建国坐在椅子上，
点了根烟，手也有点抖，“这个品相、这个重量，拿去拍卖的话，
保守估计……”他伸出三根手指。“三百万？”我问，嗓子发干。“三百万？
”王建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你再加个零都未必打得住。这块东西要是上了拍卖会，
碰上不差钱的藏家，三千万都有可能。”三千万。这三个字像三颗子弹一样打进我的脑子里，
炸得我眼前一片空白。三千万是什么概念？我一个月房租三百五，
三千万够我交七千多年的房租。我爸治病要十几万，三千万够治两百次。
我妈活着的时候说想去北京看看天安门，一张火车票一百多块她都舍不得买。我忽然蹲下来，
抱着头，哭了。不是因为高兴，是因为一种说不出来的委屈。
这些年的穷、这些年的苦、这些年的白眼和冷遇，我爸走的时候我没钱给他治病，
我妈走的时候我不在身边，我一个人在城中村的隔断间里吃泡面吃到吐，
过年的时候连肉都舍不得买，这些委屈一下子全涌上来，堵在喉咙里，
化成了一声声压抑的、嘶哑的哭声。王建国没说话，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给我递了张纸巾。“哭吧，”他说，“哭出来好受些。”哭了大概有五分钟，我站起来，
用袖子擦了把脸，吸了吸鼻子，说：“建国，帮我。”王建国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柜台上的狗头金，点了点头。接下来的事情进展得很快，快到我来不及反应。
王建国帮他联系了一个在省城做拍卖生意的朋友，姓林，圈里人都叫他林总。
林总听说有块狗头金，第二天就开车从省城赶过来了，带了一个鉴定师和一个律师。
鉴定师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头发花白，戴着副圆框眼镜，据说是省地质局退休的，
干了一辈子矿物鉴定。老头看到那块狗头金的时候，反应和王建国差不多，先是沉默，
然后是摇头，最后说了一句：“我这辈子，头一回见到品相这么好的。”他拿出了专业设备，
测密度、测硬度、看结构，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摘下眼镜，
郑重其事地跟我握手：“恭喜你，这是一块品相极佳的自然金块，
含金量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重1523.6克，天然形成的树枝状晶体结构非常完整，
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科研价值。”林总在旁边听完，眼睛亮了。他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
精瘦，戴着金丝眼镜，说话不快不慢，一副生意人的精明相。
他当天晚上就跟我签了委托拍卖合同，说这块东西如果运作得好，
能进国内顶级的矿物晶体收藏圈，到时候不光是钱的问题，还能上新闻，能出名。
我对出名没兴趣，我只想要钱。签合同的时候王建国在旁边看着，帮我把关条款。
林总要收百分之十五的佣金，王建国帮我砍到了百分之十二，林总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王建国说，这块东西品相太好，不愁卖，佣金高了不划算。合同签完之后，
林总带走了狗头金，说是要先做一套完整的鉴定报告和宣传资料，然后联系几家大的拍卖行。
我本来有点不放心，毕竟这东西太值钱了，万一被人黑了怎么办？王建国看出我的顾虑，
主动提出跟林总一起去省城，帮我看住东西。“你放心，”王建国说，
“我在这行做了这么多年，林总的人品我还是信得过的。再说这块东西太打眼了，
他要是黑了你的，以后不用在这行混了。”我想了想，也是这个理。接下来的日子，
我回到了城中村的隔断间里，继续过着穷日子。但这段时间的心情完全不同了，
我像是一个知道自己即将中奖的彩民，每一天都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我甚至开始规划拿到钱之后要做什么：先给我爸修坟，再给我妈立碑，然后把债还了，
然后……然后呢？说实话，我想象不出来。我穷了太久了，
久到我已经忘记了有钱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见过的最有钱的人，
大概就是林总这种开着奥迪、穿着名牌衬衫的人。但那离我太远了，远得像另一个世界。
等了大概二十天，林总打来电话，说已经联系好了香港的一家拍卖行，
下个月中旬有个矿物晶体的专场拍卖会，我们的狗头金已经入了图录，编号是018。
“拍卖行那边也请专家看过了，”林总的语气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
“他们对这块东西的估价是两千五百万到三千五百万港币。”两千五百万到三千五百万港币，
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两千两百万到三千万。这个数字比王建国当初预估的还要高一些。
挂掉电话之后，我坐在隔断间那张吱呀作响的床上，
看着斑驳的墙面和头顶那盏昏暗的白炽灯，忽然觉得这个房间变得不真实起来。
这么破的地方，和那个数字之间，隔着一整个世界。但我还要在这个世界里再住一个月。
拍卖会那天我没去香港，林总代表我去的。不是我不想去，是我没有港澳通行证，
办下来也来不及了。我待在隔断间里，守着手机，等消息。那天的时间过得特别慢。
我从早上八点开始等，每隔五分钟看一次手机。到了中午十二点，
林总发来一条消息：“快开始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半个小时，
手心里全是汗。一点二十三分，手机响了。林总打来的，
我接起来的时候手抖得差点没拿住手机。“向阳，”林总的声音听不出情绪，“卖了。
”“多少？”我问，嗓子干得像含了一把沙子。“三千八百万港币。”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然后林总笑了：“加上佣金什么的，到手大概三千五百万港币左右，折合人民币三千一百万。
”我没有说话。“向阳？你在听吗？”我在听，但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三千一百万。
这四个字像一座山一样压在我身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向阳？你没事吧？”“没……没事。”我终于挤出一句话，
“谢谢林总。”“别谢我，谢你爸去，这块东西是他给你留的。”挂了电话，
我在那间不到十平米的隔断间里坐了整整一个小时，一动没动。
期间隔壁打游戏的小年轻又在大喊大叫，楼下收废品的三轮车叮叮当当地经过，
窗外有人吵架，声音尖利刺耳。这些声音从我的左耳进去，从右耳出来，我一个都没听进去。
我的脑子里反复播放着一个画面：三年前，我爸躺在病床上，瘦得皮包骨头，跟我说“回吧，
别花那冤枉钱了”。爸，你看见了吗？你儿子现在有钱了，有钱了。我把脸埋进枕头里，
哭得浑身发抖。钱到账的那天，我去银行查了一下余额，那串数字太长，
我数了三遍才数清楚。柜台的小姑娘看我穿得破破烂烂的，本来爱答不理的，
一看到账户余额，表情瞬间变了，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问我需不需要办理VIP，
需不需要理财经理服务。我说不用了，取了五千块现金，揣兜里走了。出了银行门，
我先去了趟商场。三年了，我第一次走进商场买衣服，不是去地摊上捡便宜货。
我买了两身新衣服，一身深蓝色的西装，一双皮鞋，花了八千多块，心疼得龇牙咧嘴。
但穿上之后站在镜子前面，我自己都愣了一下——原来我收拾收拾还挺人模人样的。
然后又去了趟手机店，买了一部新手机，五千多块，
把那个屏幕碎成蜘蛛网的旧手机扔进了垃圾桶。办完这些，
我骑着那辆破电动车去了王建国的店里。王建国看见我的新衣服和新手机，
笑了：“鸟枪换炮了。”“建国，”我把一个信封推到他面前，里面是十万块钱，
“这个你收下。”王建国看了一眼信封，没接：“你干什么？”“你那段时间帮了我那么多，
又在省城跑前跑后好几天，我不能白让你帮忙。”王建国把信封推回来，
表情认真了：“向阳，我是你朋友，不是你的合伙人。朋友之间帮忙，不讲钱。
”“建国——”“你要真想谢我，”他打断了我，“以后多来我店里坐坐，
请我吃顿饭就行了。十万块钱你收回去，等你以后真发财了，再说。”我看着他的眼睛，
看了几秒钟，没再推。我把信封收回来，心里记下了这个人情。这世上锦上添花的人多，
雪中送炭的人少，王建国在我最难的时候帮了我一把，这份情谊比十万块钱重得多。
还完花呗的两千多块钱之后，我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回老家给我爸修坟。
我以前总觉得“光宗耀祖”这个词很虚，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但当我站在那个破败的土坟前，
看着那个歪歪斜斜的木桩子，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得让我爸走得体面。
我找了村里最好的石匠，订了一块上好的花岗岩墓碑，碑上刻着我爸的名字，
还有一句话：一生清苦，一世仁厚，儿向阳泣立。修坟那天，
我买了最好的纸钱、最贵的香、最大的鞭炮，还有两条中华烟。我在坟前跪了整整一个小时，
把这些年受的委屈、吃的苦、遭的白眼，一桩桩一件件，都说给我爸听了。说到最后，
我点着了一支中华，插在坟前的土里，看着那缕青烟慢慢升起来，散在四月的风里。“爸，
”我说，“烟给你点上了，你在那边也抽口好的。”跪完坟，我又去了我妈的墓地。
我妈的骨灰寄存在县城的公墓里，一个小小的格子间，连个像样的碑都没有。
我在公墓管理处办了个手续，把我妈的骨灰迁了出来，和我爸合葬在一起。
我妈活着的时候跟我爸吵了一辈子，走了之后也该让他们在一起了。两个老人合葬的那天，
我请了村里所有的亲戚吃饭。这些亲戚三年前我爸生病的时候，我挨家挨户借钱，
有的给了五百，有的一分没给，还有的当面把门关上了。现在他们全来了，
拎着水果、提着牛奶，笑容满面地恭喜我发财了、出息了。我看着他们，心里没有什么怨恨，
也没有什么快意，只是觉得有点悲哀。穷的时候没人理，富的时候全是亲戚，
这大概就是人间常态。我给他们每个人回了礼，以前借过钱的，我还了三倍；没借的，
我也没计较，照样敬酒。我妈活着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酒席散了之后，我一个人回到村里那个已经快塌了的老房子，坐在院子里抽烟。
月亮很亮，照得满院子都是银白色的光。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夏天的晚上，
我躺在这院子里乘凉，我爸在旁边摇着蒲扇给我赶蚊子。那时候穷是穷，但日子过得踏实。
现在有钱了，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想到这儿，我忽然觉得，是时候给自己找个家了。
买房的事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得多。三千多万的现金放在银行里，我就是银行的座上宾。
理财经理给我推荐了好几套房源，我选了一套市区中心的高层公寓，三室两厅，
一百四十多平，精装修，拎包入住，全款下来四百多万。搬进新家的那天，
我在门口站了五分钟才进去。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不适应。一百四十多平的房子，
我从前住十平的隔断间，忽然多了十四倍的空间，我不知道该往哪儿站。客厅太大了，
沙发太软了，空调太安静了，一切都太高级了，高级到我像个闯进别人家的贼。
我赤着脚踩在地板上，从客厅走到卧室，从卧室走到书房，从书房走到阳台，
来来**走了好几遍。然后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万家灯火，忽然鼻子一酸。
爸，妈，你们看见了吗？你儿子住上大房子了。住了几天之后，我开始考虑下一步。
钱不能一直放在银行里吃利息，我得做点什么。但做什么呢？我没学历、没技术、没人脉，
除了搬砖和送外卖，我什么都不会。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忽然有了几千万，
除了买房买车，还能干什么？我问了王建国，他说：“你要是不懂投资，就先别乱投，
把钱存银行吃利息都比你瞎折腾强。一年定期就算三个点，三千万也有九十万的利息，
你一年花得了九十万吗？”我想了想，花不了。我现在没有房贷、没有车贷、没有老婆孩子，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一个月花一万块都算奢侈了。“那你先想清楚你想干什么，
”王建国说，“是继续躺平，还是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我想了很长时间，
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好好读书。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
不是我不想读，是家里实在供不起了。我爸那时候在工地上摔断了腿，
我妈一个人撑不起这个家，我作为长子，必须出去挣钱。但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是个结，
像一根刺一样扎着，时不时地疼一下。现在有钱了，我可以弥补这个遗憾了。
我报名了成人高考。说出来不怕人笑话，三十二岁的人了，重新拿起初中数学课本，
从一元一次方程开始学。那些公式和定理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坐在书桌前两个小时，
头都快炸了。但我咬着牙坚持下来了，因为我忽然发现，学习这件事，原来可以这么快乐。
没有生存压力，不用想着明天交不起房租，不用担心下顿吃什么，
纯粹地、没有任何功利心地学习，这种感觉太好了。像是把小时候欠自己的债，
一点一点地还上。学习之余，我开始健身。以前在厂里干活，每天累得跟狗似的，
下班只想躺着，哪有精力锻炼。现在不一样了，我办了一张健身卡，请了私教，
每天泡在健身房里两个小时。三个月下来，肚子上的赘肉少了，胳膊上的肌肉硬了，
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王建国见了我都说：“向阳，你现在看起来年轻了五岁。
”我笑着说：“那是因为我原来看着像四十。”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平静而充实。
我每天的生活很简单：早上起来跑步，上午学习，下午健身，晚上看书。
周末偶尔跟王建国吃顿饭，或者自己去看看电影、逛逛书店。这种生活放在一年前，
我想都不敢想。但总觉得还缺点什么。缺什么呢？缺个家。一个完整的家。
这个念头是在一个很普通的下午冒出来的。那天我去超市买东西，路过母婴区的时候，
看见一对年轻夫妻推着婴儿车，车里的小宝宝笑得咯咯的，小手抓着爸爸的手指不放。
我站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特别羡慕。我也想有个孩子。但得先有老婆。找对象这件事，
说实话我挺怵的。活了三十多年，正儿八经的恋爱只谈过一次，还被人甩了。
现在虽然有点钱了，但我骨子里还是那个自卑的李向阳，看见漂亮姑娘就紧张，
跟人家说句话都结巴。王建国给我出了个主意：“你去相亲吧，现在不是有很多相亲平台吗？
”“相亲？那不是更尴尬？”“有什么尴尬的，你就当认识个朋友，聊得来就处，
聊不来拉倒。”我想了想，也是。于是我在一个相亲平台上注册了账号，填了资料。
填到“职业”那一栏的时候，我犹豫了半天，最后写了个“自由职业”。不是故意隐瞒，
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职业收租公？职业继承人？职业闲人？资料刚填完，
就有不少人给我发消息。我挑了几个看着顺眼的，约出来见面。
第一个约的是一个幼儿园老师，二十六岁，长得很甜，说话轻声细语的。
见面的时候我特意打扮了一下，穿了那套西装，还喷了点古龙水。姑娘见了面，
表情挺满意的，聊得也不错。但聊到收入和家庭情况的时候，她的眼神开始变得微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