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就是一颗洋芋。此生为陇人，实属意外。生于西北黄土之塬。落地时天无甘霖，
襁褓中地无祥瑞。家在沟壑梁峁之间，土坯窑洞伴身。非诗书传家，无粒米余财。
全仗父辈镐锄耕旱塬，母亲扁担挑日月。方能将这具皮囊，安放于这苦瘠之地少时不知苦。
饮的是窖藏雨水。嚼的是土里刨出的洋芋。春来黄风漫卷，嘴里尽是沙土滋味。
冬夜大雪封门，炕上焐着几个黢黑少年。走惯了弯弯绕绕的羊肠道。
见惯了一望无际的焦黄地。以为天地本该如此——人像地里的洋芋，埋着头，悄悄活。
后来出了沟，进了城，坐上东去的火车。才知江南有梅雨，蜀地有沃野，海边有长风。
而我的故乡，什么都没有。没有大江大河，没有良田万顷。
只有父辈那双手——皲裂如松树皮，攥着旱烟杆，在梁上站成一尊黄土。我曾羞于提及故土。
别人问起，含混答一个省份。恨不得把那两个字咽回去。怕人知道那个地方穷。
怕人想起“苦甲天下”四个字。后来才懂——穷过不丢人，忘本才丢人。
那苦里长出来的洋芋，养活了我。那旱里熬出来的父母，抬举了我。母亲的手，我握过。
那双手端过药碗，搓过麻绳。在灶台上切了半辈子洋芋。咔嚓，咔嚓，一刀一刀。
切出了我的学费。切白了她的鬓角。切碎了整个少年时代。我握过，又松开了。后来再想握，
她已经不好意思伸给我了。父亲送我到梁上。一句话没说。旱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风掀着他的衣角，像一面旧旗。我头也不回地走了。以为自己是大鹏，要乘风九万里。
后来才知，我就是一颗洋芋——不管走到哪里，切开来看，芯子里还是故乡的黄，故乡的旱，
故乡的倔。那个地方，雨是稀客，云是过客。庄稼人看天的眼神，比看人还虔诚。
后来我去了南方，看见雨下个没完。竟觉得奢侈得不像话。奢侈到心慌。心慌到想家。
愧疚为陇人。少时嫌家贫，怨水土瘠薄。成年后远走漂泊，伴双亲日少。每一次离家，
母亲送到巷口，父亲假装看报。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像一只养不熟的鸟。此生为陇人，
实属意外。半生漂泊，未尽故土之盼。做得不周之处，还请父母担待，请故乡担待。
往后余生，不求衣锦昼行，不求光耀门楣。只愿故乡的雨勤一些。只愿父母慢一些老。
只愿每一个从黄土地走出的孩子，在异乡的深夜里，想起故乡时，不再觉得丢人。
如今我在他乡。食一口洋芋，念一场故乡。不想回去，也回不去了。心有归处，身无归途，
不想回，也回不去了。但梦里还是那片黄土地。母亲站在梁上喊我吃饭。
风把她的声音吹得断断续续。我听见了。我一直都听见。只是假装没听见。
我是甘肃黄土里长出的那颗洋芋长篇完整版我曾羞于说自己是甘肃人。怕人知道那个地方穷，
怕人想起“苦甲天下”四个字。直到有一天，我在异乡的饭馆里点了一盘酸辣土豆丝，
吃着吃着就哭了。原来我就是一颗洋芋。不管走到哪里，切开来看，芯子里还是故乡的黄，
故乡的旱，故乡的倔。身是异乡身，魂是故乡魂---我出生在1999年。甘肃定西，
一个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村子。那年夏天，母亲说玉米长得比人高，
洋芋花开得满山都是白的。父亲在县城的建筑工地上搬砖，听到消息，骑着自行车往回赶，
半路上爆了胎。他推着车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到家的时候天都黑透了。
奶奶从隔壁村赶来，手里提着一篮子土鸡蛋，进门就问：“男娃女娃？”母亲说：“男娃。
”奶奶把鸡蛋往灶台上一放，说：“好，好，好。”连说了三个好。父亲没说话，
站在炕边看着我。后来母亲跟我说，你爸那个人，高兴也不会笑，就是站在那看，看了半天，
出去抽了一根烟。我出生在镇上的卫生院。那天下着小雨，卫生院的灯管有点闪。
母亲疼了整整一夜，嗓子都喊哑了。父亲等在走廊里，手里攥着一包“兰州”，一根都没抽。
听到我哭的那一声，他站起来，膝盖撞上了长椅的铁腿，疼得龇牙咧嘴。他没笑。
但母亲说他眼眶红了。我们家的房子是土坯的，墙很厚，窗户很小。院子没有硬化，
下雨的时候泥泞得走不了路。门口有一棵老槐树，父亲说他小时候那棵树就在了，
谁也不知道种了多少年。父亲给我取了个名字，名里有一个“兵”字。他说男娃嘛，要强。
母亲说：“你爸就会取这种名字，土得很。”父亲嘿嘿笑，没反驳。五亩地，全在山坡上。
种的是洋芋、玉米、还有一点麦子。麦子收成不好，那地方旱，麦子长不高。洋芋倒是争气，
不管多旱，总能刨出点东西来。村里人都说：“洋芋是老天爷赏给咱定西人的命根子。
”我小时候不懂这话的意思。后来懂了，想哭。我记事晚。最早的记忆，
是母亲在灶台上切洋芋。那时候我还没有灶台高，就搬个小凳子站在上面看。
母亲左手按着洋芋，右手拿刀，咔嚓一声，洋芋成了两半。再咔嚓几声，成了片，成了丝。
她的动作很快，快到我以为她不会切到手。我问她：“妈，你切洋芋咋这么快？
”她说：“切了多少年了，闭着眼睛都能切。”后来我长大了一些，也学切洋芋。
第一次切的时候，刀落下去，差点切到手指头。母亲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小心！
”她的手很粗糙。不是那种干完活没洗干净的粗糙，
是骨节粗大、皮肤皲裂、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黑泥的那种粗糙。那只手攥着我的手腕，
像一把铁钳。她给我调整了握刀的姿势，然后松开手，说：“就这样，慢慢来。
”村里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去沟底的泉眼里挑。说是泉眼，其实就是从土里渗出的一小洼水，
浑浊的，带着泥土的颜色。一瓢一瓢舀进桶里，等它沉淀半天，才能喝。
父亲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去挑水。来回一趟要四十多分钟，路不好走，窄窄的，一边是土崖，
一边是深沟。他挑着两桶水，一步一步往上走，肩膀上的扁担吱呀吱呀地响。一担水，
够我们家吃喝一天。夏天的时候，我跟父亲去挑过水。他挑着两桶，我挑着两个小塑料壶，
装不了多少，但压得肩膀生疼。走了不到一半我就歇了三回，肩膀磨得通红。父亲走在前头，
没回头看我。但他走得很慢。比平时慢多了。定西的春天不叫春天，叫黄风天。
风从戈壁滩上刮过来，裹着沙子和土，铺天盖地。天是黄的，太阳是白的，
空气里全是土腥味。出门走一圈，嘴里嘎吱嘎吱响，像是嚼了一嘴沙子。
上学路上要穿过一条沟，风大的时候，整个人被吹得站不稳。书包里装着课本和两个煮洋芋，
被风吹得拍在后背上，啪啪响。有一次风太大，我被吹倒在地上，趴在那里不敢动。
一个路过的叔叔把我拽起来，说：“娃娃，你咋一个人走？”我说：“我爸妈要干活，
没空送我。”他叹了口气，把我送到学校门口。那时候我不觉得苦。因为所有人都这样。
后来我去南方上大学，跟同学说起这些事，他们瞪大了眼睛，像听天方夜谭。
有人说：“你们那里那么苦啊？”我说：“不苦啊。”我真的不觉得苦。那只是日子。
我六岁上学。学校在隔壁村，走路要四十分钟。没有校车，没有家长接送，
每天早上自己背着书包走。冬天的时候，天还没亮就得出门，
手电筒的光在漆黑的沟里一晃一晃的。教室没有暖气，生的是铁炉子。轮到值日的那天，
要提前到学校生火。我从家里带玉米芯和废纸，塞进炉子里，划火柴点着。烟很大，
呛得人眼泪直流。炉子生好了，教室里还是冷。我们坐在那里，手冻得握不住笔，
哈一口气搓一搓，接着写。老师姓张，是个民办教师，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回来教我们。
他一个人教三个年级，语文数学都是他。张老师写字好看，粉笔字工工整整。
他说：“字是人的脸面，你们要写好字。”我到现在写字还带着他教的笔锋。有一次，
张老师问我：“你长大想干啥？”我说：“想去北京。”他说：“为啥？”我说：“不知道，
就是想去。”他说：“想去就好好读书，考出去。不要像老师一样，一辈子窝在这沟里。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窗外是光秃秃的山梁，一条土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
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后来我去了镇的初中，离开了那个村小，那个村小没有学生了。
走的那天，张老师送我到校门口，说：“好好学。”我说：“嗯。”然后我就走了。
我再也没见过他。初中在县城，离家三十公里。那是2011年，我十二岁。第一次离开家，
母亲给我缝了一床新被子，被面是蓝格的，说耐脏。她还给我煮了二十个鸡蛋，
装在一个布口袋里，说饿了就吃。我说背不动。她说背得动。父亲骑摩托车送我去学校。
我的行李绑在后座上，鼓鼓囊囊的，像一座小山。我夹在父亲和行李之间，动弹不得。
路上风大，我把脸埋在父亲的后背上。他穿了一件旧军大衣，
上面有烟味、汗味、还有柴油味。那味道我现在还记得。到了学校，
父亲帮我把行李搬进宿舍。宿舍是八人间，上下铺，窗户玻璃破了一块，用报纸糊着。
父亲看了一眼，没说什么，从口袋里掏出烟，蹲在走廊里抽了一根。办完手续，他要走了。
我送他到校门口。他跨上摩托车，发动了，没走。又熄了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塞到我手里。说：“到了找你叔给我打电话。”因为没手机。然后他走了。
摩托车冒出一股青烟，拐过街角，不见了。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沓钱。
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厚厚一叠，数了数，刚好两百块。那是他大半个月的工资。
我站在那里，站了很久。在县城读书那三年，我一个月回一次家。每次回家，
母亲都会提前炖好排骨，炒两个菜。平时他们舍不得吃肉，我回来了才买。
父亲会到巷口接我，远远地看见我，就转身往回走，装作不是特意来接的。
他从来不说什么想我了之类的话。最多说一句：“回来了？”我说：“嗯。”然后就没了。
但我注意到，我回家的那天晚上，他会多喝二两酒，脸上红扑扑的，坐在炕沿上看黑白电视，
看着看着就笑了。也不知道笑啥。高中我去市里读的。离家更远了，一百多公里。
坐大巴要三个小时，山路弯弯绕绕，颠得人想吐。我一个月回一次家的规矩破了。路费太贵，
来回要五十多块钱。我改成两个月回一次，有时候三个月。打电话成了我和家里唯一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