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昭宁在香港的头三天，住在一家名叫“金都宾馆”的地方。
说是宾馆，其实就是一栋老旧大厦里隔出来的劏房。
走廊窄得只容一人通过，墙纸泛着陈年的烟黄色，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了樟脑丸和油烟的味道。
电梯是那种老式的拉闸门，每次升降都发出沉闷的哐当声，像一头年迈的困兽在喘息。
房间不足十平米。
一张单人床、一张塑料方桌、一把折叠椅，墙角的壁挂电视只有三个台能看。
窗户对着一面贴满马赛克瓷砖的外墙，阳光永远照不进来，白天也要开灯。
水龙头拧开，先要放一会儿铁锈水，然后才是勉强能用的温水。
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姓蔡，讲一口沈昭宁完全听不懂的潮州话。
蔡太在收押金的时候上上下下打量她好几遍，目光里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审视，好像在看一件即将流入二手市场的货物。
“北边来的？”蔡太终于换成一口非常勉强、但勉强能听懂的普通话。
沈昭宁点头。
“做咩工？”
“还没找到。亲戚在帮忙问。”
蔡太从鼻子里“嗯”了一声，把钥匙丢在桌上，转身走了。
她那双塑料拖鞋啪嗒啪嗒地拍打着走廊地板，声音渐渐消失在窄巷般的楼道深处。
沈昭宁把门关上，背靠着门板，慢慢蹲了下去。
她没有哭，只是闭上眼睛，把脸埋进膝盖里。
这里没有练功房，没有钢琴伴奏，没有林教授温和又严厉的指点。
这里只有隔壁房间隐约传来的麻将声、楼下大排档翻炒干炒牛河的镬气、以及远处某个窗口飘出来的粤语老歌。
是梅艳芳的《女人花》。
音质沙哑又哀怨，隔着好几道墙，听不真切，却莫名让人心头发酸。
第一天，她睡了一整天。
第二天，她出去找表姐。
表姐叫陈美兰，比她大八岁，是沈昭宁母亲那边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
说是表姐，其实沈昭宁从小就没见过她几面。
只记得小时候过年走亲戚时有一个穿红棉袄的姐姐给自己塞过奶糖。
陈美兰在香港待了七年，从茶餐厅的洗碗工做到尖沙咀一家酒楼的大堂领班，粤语说得已经和本地人没两样。
她在电话里对沈昭宁说：“来吧，这边机会多，只要你肯吃苦，攒下钱不是问题。”
沈昭宁信了。
她现在什么都不敢信，但这句话她选择信。
见面那天，陈美兰在酒楼后门等她。
她比记忆中瘦了很多，眼窝陷下去，颧骨凸出来，笑起来的时候眼角全是细纹。
明明不到三十岁，看上去却像四十。
“昭宁！”陈美兰老远就冲她招手，脸上挂着一个大大的笑，“哎哟，长这么高了！上次见你，你才到我下巴！”
沈昭宁被她感染，也笑了一下。
这是她到香港后露出的第一个笑容。
陈美兰带她去后巷吃了一碗云吞面。
面是碱水面，比北方面条硬，咬起来有弹牙的嚼劲；云吞里的虾仁新鲜弹脆，汤底用大地鱼熬的，鲜美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碱水味。
沈昭宁吃了一口，不太习惯，但还是把整碗吃完了。
她太饿了。
“酒楼现在不缺人，”陈美兰把汤也喝得一滴不剩，擦着嘴说，“但我认识一个在金爵做的姐妹，她说那边缺个公主。”
“公主？”
“就是……高档夜总会的服务员，”陈美兰看她脸色变了，赶紧补充。
“不是做那种事，就是端酒、点歌、打扫包厢，人家是正经场所，来的都是有钱人，小费给得大方，一个月抵酒楼三个月。”
沈昭宁沉默着，用筷子戳碗底残余的一粒云吞皮。
“昭宁，我知道你怎么想的，”陈美兰叹了口气，把手覆在她手背上。
“搁从前，咱们家没人会去那种地方。但你现在要吃饭，要交租，要攒钱。咱们没资格挑。”
沈昭宁盯着自己碗里的筷子，手指在筷身上掐出一圈白印。
“再说吧，姐。”
陈美兰没再劝。
她见过太多从北边来的女孩，带着各不相同的理由，却有着非常相似的窘迫。
她们最后要么去了工厂，要么去了茶楼，要么就去了更糟的地方。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给沈昭宁指明一条比“更糟”稍微好一点的路。
第三天晚上，沈昭宁去了金爵夜总会。
不是去报到，是去“看看”。
她穿了自己最干净的一件白衬衫，黑色长裤，头发扎成低马尾。
站在金爵门口的时候，她被门头上巨大的霓虹招牌晃了眼。
金色的“金爵”两个繁体字，周边缀着一圈仿欧式的雕花纹样，红蓝黄三色灯光交替闪烁，把半条街都染成了迷幻的颜色。
门口的迎宾穿着旗袍，开叉开到大腿根，踩一双亮片高跟鞋，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烟。
她上下打量沈昭宁一通，用粤语说了句什么。
“唔好意思，我唔识听……”沈昭宁用刚学的粤语磕磕绊绊地回应。
迎宾翻了个白眼：“我说，你是来应聘的还是来找人的？”
“应聘。”
“走后门，这边是客人入口。”
沈昭宁道谢，绕到后面的巷子里。
后巷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几个巨大的垃圾桶塞满黑色塑料袋，地上淌着不明成分的水，空气里有股发酸的酒味混着食物残渣的腐烂气息。
一只花猫蹲在消防栓上，警惕地盯着她。
陈美兰的姐妹，一个叫阿丽的三十来岁女人在后门等她。
阿丽比陈美兰看起来更疲惫，眼妆花了一半也没补，手指上的假指甲掉了两片，露出底下发黄的指甲盖。
她用普通话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需要用力才能挤出来。
“别怕，就是端酒。客人要你喝你就说不会，碰你你就喊人。老板说了，我们这场子不搞那些。”
沈昭宁点头。
“工资呢，底薪很低，主要靠客人打赏，一晚上运气好能拿好几百，你要是会跳舞，偶尔台上缺人你顶一下，另外加钱。”
“跳舞？”沈昭宁的心脏猛跳了一下。
“钢管，脱衣，随便什么。反正客人看个热闹就行。”
“我会跳芭蕾。”
阿丽看了她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
那是一种“这东西怎么沦落到这里来了”的表情。
但她很快压下去，恢复了职业化的平淡：“芭蕾不行，这里不看这个。”
她把烟掐灭在门框上，往里努了努下巴：“进去跟凤姐打个招呼，她说了算。”
凤姐是金爵的经理，四十出头，烫着一头**浪卷，嘴上涂着颜色极艳的玫红唇膏。
她年轻时应该美过，现在下巴松了，法令纹深了，但眼神依旧精明锐利，像夜场里泡久了都有的那种。
看人不用正眼，用余光就足够。
凤姐用粤语和阿丽说了几句，然后转向沈昭宁，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开口。
“身份证。”
沈昭宁把港澳通行证和签证递过去。
凤姐来回翻看，在眉头轻不可察地蹙了一下：“十九岁？”
“嗯。”
“没成年啊。”
“大陆十八岁就成年了。”
凤姐不置可否，把证件还给她。
她点了一支细长的薄荷烟，在缭绕的烟雾里把沈昭宁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
“你这身条，可以当公主，”凤姐弹掉烟灰，“但我们这儿公主不光是端茶倒水。你要不要考虑。”
“我只做服务员。”
凤姐盯着她看了几秒，那张脸上突然浮起一丝笑意。
那不是善意的笑，也不是恶意的笑，而是一种见惯了世面的、有点疲惫的嘲弄。
“来这里的北妹我见多了，开头都说只做服务员。做了三个月，主动找我换岗。”
沈昭宁手指暗暗使劲，扣住裤缝。
“我给你试试，”凤姐在烟灰缸里按灭烟头，“试用期三天。犯错扣钱，打烂酒赔双倍，客人投诉就滚蛋。”
“谢谢凤姐。”
“先别谢，”凤姐站起来，她比沈昭宁矮半个头，但看人的角度却像在俯视，“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你最好早点找到别的路。”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恶意，甚至有一丝奇怪的、不像她风格的好心。
沈昭宁后来才知道，凤姐十几年前也是从广州来的，也说过同样的话“我只做服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