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月十六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上海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雨。
我是在下午三点十七分接到那个电话的。手机上显示的是一串陌生号码，归属地是安徽芜湖。
我盯着屏幕看了大概十秒钟，任由它响着。办公室里的暖气烘得人昏昏欲睡，
窗外灰蒙蒙的雨幕把整个陆家嘴都泡成了一幅褪了色的水彩画。电话断了。五秒后又响了。
“喂？”“请问是程**吗？”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客气，带着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
“我是。”“程**您好，我这边是芜湖市弋江区公安局。请问您认识一位叫林淮的先生吗？
”我的手指下意识地攥紧了手机。“……认识。”“是这样，
林淮先生目前在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他在紧急联系人一栏填了您的名字和电话。
我们想确认一下，您是否……”“他怎么了？”我打断了他。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平静。
“林先生的情况……具体我不是很清楚，但医院那边希望能联系到他的家属。
您方便来一趟吗？”我挂了电话，坐在工位上愣了很久。电脑屏幕已经暗了，
我透过那层灰黑色的玻璃看见自己的脸——三十一岁，短发，
耳垂上戴着一对很小的银色耳钉，嘴角有一道很浅的疤，是七岁那年摔在水泥地上磕的。
那道疤是林淮陪我去缝的针。他站在急诊室外面，手里举着一根化了一半的冰棍，
等我出来的时候，冰棍水已经淌了他一手。他说：“你怎么不哭啊？”我说：“哭有什么用。
”那年我七岁，他八岁。我们在同一个家属院里长大，住前后楼。
他家的窗户正对着我家的阳台，晚上如果两边的灯都亮着，能看见对面人影憧憧。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向主管请了假。主管姓孙，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头发稀疏，
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敲桌子。他看了看我的请假单，又看了看我，说：“家里有事？
”“嗯。”“几天？”“不确定。”他皱了皱眉，但最终还是签了字。
我在这家公司做品牌策划，干了三年，从来不会无故请假，他知道。从公司出来的时候，
雨更大了。我站在写字楼门口的雨棚下叫了一辆车，去上海火车站。
最近的动车去芜湖要两个半小时，加上从车站到医院的路程，大概要四个小时。
我坐在出租车的后座，雨水在车窗上汇成一道道细流，
把外面的世界切割成无数个模糊的碎片。司机放了一首很老的歌，我听不清歌词，
只能隐约辨认出旋律。我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林淮”的名字。
我们最后一次通话是去年三月，他打给我，说他在上海出差，问我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我说那天正好有安排，改天再约。后来谁也没有再提。再往前翻，
是我们更早之前的聊天记录。
要的寒暄——“新年快乐”、“生日快乐”、“最近怎么样”——像一个又一个礼貌的句号，
把一段原本滚烫的关系冷却成温吞的客套。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二〇一四年的夏天，
我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林淮来上海找我。他那时候在合肥读研，坐了七个小时的绿皮火车，
到上海南站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去接他，他背着一个很大的双肩包，从出站口走出来，
一眼就看见了我。他瘦了很多，也黑了很多，但笑起来的样子没变——嘴角微微上翘，
左边有一颗虎牙若隐若现。“你怎么又瘦了？”我问。“科研压力大。”他说，
然后把双肩包卸下来，从侧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给你的。”塑料袋里装着一盒黄山烧饼，
还有一瓶自家做的辣椒酱。辣椒酱的瓶口用保鲜膜封了好几层，但还是漏了一些出来，
把塑料袋弄得油腻腻的。“我妈让我带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她说你小时候喜欢吃。
”我接过那个油腻腻的塑料袋，站在上海南站的广场上，忽然很想哭。那天上海很热，
广场上的地砖被晒得发烫，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柏油路面被烤软后的气味。
远处有人在卖绿豆冰沙，喇叭里循环播放着“冰爽解渴”的录音。但我没有哭。
我只是说：“替我谢谢阿姨。”那瓶辣椒酱我后来吃了很久，吃到瓶底都见了光，
还是舍不得扔。我把瓶子洗干净，放在厨房的调料架上，用来装花椒。每次拿起来的时候，
看见瓶身上那个褪了色的标签——“老干妈风味豆豉”——被辣椒酱浸透后留下的红油印子，
怎么也洗不掉。火车上很挤。我没有买到坐票，就站在车厢连接处的过道里，靠着门。
对面站着一个年轻男人，看起来比我小几岁，穿着一件灰色的冲锋衣，耳机线从耳朵垂下来，
绕在衣领上。他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我跟你说了我在路上了，
你别哭了好不好？”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我知道……我到了再说，行不行？
”挂了电话，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把手机揣进口袋，抬起头看见我在看他，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女朋友？”我问。“嗯。”他挠了挠头，“闹了点矛盾。
”“那你这是去……”“找她。”他说，“她家在南昌，我在杭州上班。她说要分手，
我说你别急，我过来跟你当面谈。”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
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一直在无意识地摩挲着手机壳的边缘，
那个手机壳已经磨得起了毛边。“你坐这趟车要多久？”“七个多小时。”他说，
“到了南昌都半夜了。”“值得吗？”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笑容里有一种很年轻的笃定：“不知道。但不去的话，肯定会后悔。”火车驶过苏州的时候，
窗外的雨渐渐小了。远处的田野和房屋在暮色中显出模糊的轮廓，
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地从窗前掠过，像一排沉默的士兵。
我想起林淮第一次来上海找我的那个夏天，他住了三天。我带他去了外滩、南京路、城隍庙。
他站在外滩的观景平台上，看着对面的陆家嘴，说：“你以后要在这里上班吗？”“可能吧。
”“那你就是都市白领了。”他笑着说，“跟咱们那儿完全不一样。”他说的“咱们那儿”，
是安徽南部的一个小县城，叫南陵。南陵在芜湖下面，靠近宣城，是一个很小的县城，
小到骑自行车从东到西只需要二十分钟。县城被一条青弋江的支流穿过，河上有一座老桥，
桥头的石狮子被摸得油光水滑，据说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我们在那座桥上走过无数次。
小时候放学，林淮会在校门口等我，然后我们沿着河边的老街一起走回家。
老街两旁是些老旧的店铺——裁缝铺、铁匠铺、早点摊、杂货店——铺面的门板都是木头的，
早上卸下来，晚上再装上。有一家卖混沌的摊子，老板娘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
说话嗓门很大，但包的混沌很好吃，皮薄馅大，汤里撒一把虾皮和紫菜，滴两滴香油，
五毛钱一碗。我们经常在那家摊子上吃混沌。林淮总是比我吃得快，吃完就坐在对面看着我，
用筷子敲着碗沿，敲出一串乱七八糟的节奏。“你能不能别敲了？”我说。
“你能不能吃快点？”他说。“你能不能有点耐心？”“你能不能……”“你烦不烦？
”他就笑，露出一颗小虎牙。火车到芜湖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半了。雨停了，
但空气里还是湿漉漉的，冷风从站台的缝隙里灌进来，钻进领口和袖口，
像是有人把冰块塞进了衣服里。我裹紧大衣，快步走出车站，在出租车上客点排队等车。
队伍很长，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前面是一对老夫妻，老头拎着一个很大的编织袋，
老太太挽着他的胳膊，两个人慢慢地往前挪。老太太说了一句什么，老头侧过头去听，
听完之后点了点头，把编织袋换到另一只手上，腾出来的手紧紧握住了老太太的手。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天太冷了，
也许是因为坐了太久的车，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出租车开了大概二十分钟，
到了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医院的门诊大楼灯火通明，门口的雨棚下站着几个抽烟的人，
烟头在黑暗中明灭不定。我付了钱，下车，走进大厅。大厅里很安静，
只有保洁阿姨在拖着地板，拖把划过瓷砖的声音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我走到服务台，
报上林淮的名字，值班护士查了一下，说：“在住院部七楼，肿瘤科。”肿瘤科。
这两个字像一枚钉子，钉进了我的太阳穴。电梯门开了，我走进去，按下七楼的按钮。
电梯里有一面镜子，我看见自己的脸——眼睛有点红，嘴唇干裂，
头发被雨水打湿后贴在额头上。我看起来像一个刚从水里被捞上来的人。电梯到了。门开了。
走廊很长，日光灯发出惨白的光，照得一切都失去了颜色。
空气里有一股消毒水和药味混合的气味，刺鼻而冰冷。我沿着走廊往前走，
经过一间又一间病房，门上的号码从701、703、705，一直递增。709。
我停下来。门是虚掩着的，里面透出微弱的灯光。我站在门口，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
声音很低，听不清楚。我深吸了一口气，推开了门。二病房是双人间，但另一张床是空的，
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像是很久没有人用过。靠窗的那张床上躺着一个人，背对着门，
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子，只露出一个头顶。头顶上的头发很短，但明显稀疏了很多，
露出青白色的头皮。床边坐着一个人，是个中年女人，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头发花白，
脸上有很深的皱纹。她看见我进来，先是一愣，然后站了起来。“你是……”“阿姨。
”我说，“是我，程越。”她盯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小越……”她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掌心有厚厚的茧，
但很暖和，“你怎么来了？大老远的……”“公安局给我打了电话。”我说，
“林淮他……”她没有回答，只是握着我的手，眼泪无声地淌下来。这时候，
床上的人动了动，慢慢转过身来。我看见了林淮。他瘦了很多。不，
不是瘦了很多——是瘦得不成样子。颧骨高高地突出来，脸颊深深地凹下去，
皮肤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灰黄色，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掏空了。
但他的眼睛还是那样——很深，很亮，像两潭幽暗的水。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个笑容很轻，很淡，像冬天早晨窗户上的哈气，一碰就要散。“你怎么来了？”他说。
声音很沙哑，像是砂纸在摩擦。我没说话。我走到床边，在他身边坐下来。
床边的柜子上放着一个水杯，杯壁上印着医院的logo，
旁边是一包拆开的纸巾和一盒没拆封的牛奶。柜子最里面有一个相框，扣着放的，
我看不清照片上是什么。“你怎么不告诉我？”我问。“告诉你什么？”他说，
语气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告诉你我生病了？然后呢？你从上海赶过来看我一眼，
然后呢？”“然后什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说，“该走的还是要走，
该留的也留不住。”我说不出话来。我看着他的脸，
那些消瘦的轮廓中辨认出记忆中的样子——那个在夏天傍晚骑着自行车从坡上冲下来的少年，
那个在校门口等我放学的男孩，那个站在外滩观景平台上说“那你就是都市白领了”的青年。
那些影子一层一层地叠在一起，像曝光过度的照片，模糊而遥远。“什么病？”我问。
“胰腺。”他说，很简短，像是在回答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去年八月。”去年八月。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之后的第五个月。“为什么不早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说了又能怎样呢？”这句话像一把钝刀，
慢慢地割开了一些什么东西。我转过头去看林淮的妈妈。她站在床边，用手背擦着眼泪，
嘴唇微微颤抖着。我想问她一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阿姨，您坐会儿吧。
”我说，“我陪他说说话。”她点了点头，慢慢坐回到椅子上。我注意到她的动作很慢，
每做一个动作都要停顿一下，像是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拽着她往下沉。“你别怪我妈。
”林淮说，“是我让她别告诉任何人的。”“任何人的意思是……”我顿了顿，
“连我也不告诉？”他没有回答。他转过头去看着窗外，窗外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
只有玻璃上映出病房里的灯光和我们模糊的影子。“你饿不饿？”他忽然问。“我不饿。
”“我饿了。”他说，“你去帮我买个面包吧。医院门口有个便利店，你帮我买个肉松面包，
再买一瓶水。”我知道他是想把我支开。但我还是站了起来，拿起包，走出了病房。
走廊里还是那样安静，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响，像一群蜜蜂在远处盘旋。我走到电梯口，
按了按钮，等了一会儿，电梯没来。我没有再等，转身走向楼梯间。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
我推开门的时候，灯亮了，惨白的灯光照着灰色的水泥墙壁和铁扶手。我往下走了一层，
在六楼和七楼之间的拐角处停下来，靠着墙壁，蹲了下来。然后我哭了。
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可能是五分钟，也可能是十分钟。我只记得眼泪流得很凶，
止都止不住，像是身体里有一座水库，闸门被打开了，所有的水都往外涌。我咬着嘴唇，
不让自己发出声音，但肩膀还是一抽一抽地抖。我想起很多事。想起七岁那年，
我在家属院的操场上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血顺着小腿流下来。林淮从单杠上跳下来，
跑到我面前，看了一眼我的膝盖，二话不说就背起我往医院跑。他那时候才八岁，
个子也不高，背着我跑得踉踉跄跄的，但一直没有停下来。想起十三岁那年，我爸妈离婚。
那天晚上我坐在家属院的天台上，一个人哭了很久。林淮不知道从哪里爬了上来，
坐在我旁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外套脱下来披在我身上。那件外套很大，
是他爸的旧衣服改的，袖口磨得起了毛球，但很暖和。想起十七岁那年，高考前的一个月，
我压力大到整夜整夜睡不着。林淮每天晚自习结束后，会在校门口等我，陪我走回家。
他走在我左边，隔着一拳的距离，不说话，只是陪着。走到我家楼下的时候，
他会说一句：“早点睡。”然后转身走了。想起二十岁那年，我在上海读大学，
他在合肥读研。我过生日那天，他坐了一夜的火车来看我，
带来一个蛋糕——是在火车站的蛋糕店买的，奶油已经歪了，上面的草莓也掉了两颗。
他在宿舍楼下等我，看见我的时候，举着那个歪歪扭扭的蛋糕，说：“生日快乐。
”他说：“生日快乐。”他说：“你怎么不哭啊？”他说：“你能不能吃快点？
”他说：“早点睡。”他说：“你怎么来了？”他说：“说了又能怎样呢？
”我把脸埋在膝盖里，哭得浑身发抖。楼梯间的灯灭了，因为我没有动，声控感应不到。
黑暗中，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粗重而急促，像一只受伤的动物。过了很久，我站起来，
擦了擦脸，推开门，重新走进走廊。走廊里的灯光刺得我眯起眼睛，我走到电梯口，
按了按钮，这次电梯很快就来了。我下楼，出了医院大门，找到那家便利店。
便利店的灯光是暖黄色的，跟医院的惨白完全不同。我在面包货架上拿了两个肉松面包，
又拿了两瓶水，想了想，又拿了一盒草莓。回到病房的时候，林淮的妈妈靠在椅子上睡着了，
头歪向一边，嘴巴微微张着，发出轻微的鼾声。林淮醒着，看着天花板，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把面包和水放在柜子上，把那盒草莓拿出来，放在他手边。“你买了草莓？
”他看了看那盒草莓，又看了看我。“嗯。”“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草莓？”“我不知道。
”我说，“我就是看见了，顺手买的。”他拿起那盒草莓，翻来覆去地看了看，然后笑了。
那个笑容比刚才真实了一些，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露出一丝久违的生气。“你还记不记得，
”他说，“小时候我们家院子里种了一棵草莓？”“记得。”我说，“但结的果子特别小，
酸得要命。”“对。”他说，“但你每次都吃。你蹲在院子里，一颗一颗地摘，
摘完了就往嘴里塞，酸得龇牙咧嘴的，但还是继续吃。”“因为那时候没什么零食吃。
”“也是。”他说，“那时候多穷啊。”他说“穷”这个字的时候，语气里没有任何苦涩，
反而带着一种淡淡的怀念，像是在回忆一段虽然艰苦但很温暖的时光。确实穷。
九十年代的小县城，大家都穷。我家和他家都是普通工薪家庭，父母在县城的工厂里上班，
一个月工资几百块钱。我家的情况更差一些——我爸妈离婚之后，我妈一个人带我，
在工厂里做临时工，收入很不稳定。有时候月底了，家里只剩下十几块钱，
我妈就买一袋挂面，一天三顿煮面吃，放点盐和酱油，连鸡蛋都舍不得加。林淮家好一些，
但也有限。他爸在厂里做技术员，他妈没有正式工作，在家做点裁缝活补贴家用。
但林淮他妈对我特别好，每次做了好吃的，都会让林淮端一碗到我家来。有时候是红烧肉，
有时候是糖醋排骨，有时候是一碗鸡汤。她总是说：“小越，你多吃点，太瘦了。
”我吃了他们家多少碗饭，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每次林淮端着碗站在我家门口的样子，
碗上盖着一个盘子，热气从盘子的缝隙里冒出来，他的手指被烫得通红，但他从来不抱怨。
“你怎么不敲门？”我问过他。“我怕你妈在睡觉。”他说。我妈那段时间上夜班，
白天在家补觉，林淮知道，所以他每次都站在门口等着，等我开门，或者等我妈醒了开门。
“你可以把碗放在门口。”“那汤就凉了。”他说，“我妈说了，汤要趁热喝。
”我打开肉松面包的包装，递给他。他接过来，慢慢地咬了一口，咀嚼的动作很慢，
像是每一下都要用很大的力气。“你吃了吗？”他问。“还没。”“那你吃一个。”他说，
“别光看着我吃。”我拿出另一个面包，撕开包装，咬了一口。面包是甜的，肉松是咸的，
两种味道在嘴里混在一起，说不上好吃，也说不上难吃。“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他问。
“品牌策划。”“听起来很高级。”“就是给客户写方案，改来改去，
改到最后跟第一版差不多。”他笑了：“那不就是白干？”“差不多。”“工资高吗？
”“还行。”“还行是多少？”“你问这个干嘛？”“随便问问。”他说，
“我就是想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我沉默了一会儿，说：“还行。够自己花的。
”“那就好。”他说，语气很轻，像是松了一口气。“你呢？”我问，
“你后来……在做什么？”“我毕业后在合肥待了两年，做软件开发。”他说，
“后来回了芜湖，在一家小公司做技术主管。工资不高，但离家近，能照顾我妈。
”“你爸呢？”“走了。”他说，“前年的事。脑溢血，很快，没什么痛苦。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能说：“你怎么没告诉我？”“告诉你又能怎样呢？
”他说了同样的话，“你从上海跑过来参加葬礼？然后呢？你自己的工作怎么办？
你自己的生活怎么办？”“那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一声。”“我告诉你了。”他说，
“我给你发了消息。你回了一句‘节哀’。”我想起来了。前年十一月，
林淮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我爸走了。”我回了两个字：“节哀。”只有两个字。
我那时候在赶一个方案，客户催得很急，我连续加了三天班，
看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我在出租屋的床上，眼皮重得像灌了铅，
打了“节哀”两个字，点了发送，然后翻了个身就睡着了。第二天我忘了这件事。
第三天也忘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彻底忘了。直到现在，此刻，
在这间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病房里，我才想起来——我给林淮的回复，只有两个字。
“对不起。”我说。“没什么对不起的。”他说，“你又不是故意的。
”“但我应该……”“应该什么？”他打断了我，“应该打个电话过来？应该多问几句？
应该做点什么？小越，你不用这样。你又不是我什么人。”这句话像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我愣住了。他也愣住了。然后他别过头去，看着窗外，窗外还是一片漆黑。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低声说。“我知道。”沉默了很久。“你恨过我吗？”我忽然问。
他没有回答。“你恨过我吗？”我又问了一遍。他慢慢转过头来，看着我。
他的眼睛在灯光下显得格外亮，像是有一层水光浮在上面。“没有。”他说，“从来没有。
”三那天晚上我没有走。我在林淮的病床边坐了一夜。林淮的妈妈被我劝回去休息了。
她一开始不肯走，说她在这儿守着就行，让我去附近找个旅馆住下。我说不用，
我在火车上睡过了，不困。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林淮，最后点了点头。“那你帮我看着他。
”她说，“他晚上有时候会疼，叫护士就行。”“我知道。”她走后，病房里安静下来。
隔壁床是空的，整个房间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咔嗒声，
像是金属在热胀冷缩时发出的叹息。林淮吃了半个面包，又吃了几颗草莓，然后就躺下了。
他侧着身子，面朝我这边，眼睛半睁半闭的，不知道是醒着还是睡着了。
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背靠着椅背，腿伸直了，脚搭在床下的横档上。
椅子是那种医院常见的折叠椅，铁管焊的，坐垫是一层薄薄的海绵，坐久了**疼。
但我没有动，我怕一动就会发出声音，吵醒他。十点多的时候，护士进来查房。
是一个年轻的护士，戴着圆框眼镜，说话声音很轻。她看了看林淮的输液管，
又看了看监护仪上的数据，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你是家属？”她小声问我。“嗯。
”“晚上如果他有不舒服，按床头的铃。”“好。”她走了。病房又恢复了安静。
我拿出手机，调成静音，翻看着相册。
相册里有很多照片——工作时的会议照片、周末做的菜、路边看到的花、和朋友聚会的合影。
我翻了好久，才翻到一张林淮的照片。那张照片是二〇一七年春节拍的。那年我回南陵过年，
大年三十的晚上，林淮约我出去走走。我们走到河边的老桥上，桥上的路灯昏黄，
照得河面像一条暗金色的绸带。远处有人在放烟花，砰的一声炸开，五颜六色的光洒下来，
映在水面上，又被风吹散了。我用手机拍了一张林淮的照片。他站在桥栏杆旁边，
侧着脸看着远处的烟花，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笑，又像是在想什么心事。
烟花的光照亮了他的半边脸，另半边隐没在黑暗中。那是我手机里唯一一张林淮的照片。
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我锁了屏幕，把手机放在膝盖上。“你在看什么？
”我吓了一跳。林淮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正看着我。“没什么。”我说，“你醒了？疼吗？
”“不疼。”他说，“就是睡不着。”“要不要叫护士？”“不用。”他说，
“你陪我说说话就行。”“说什么？”“随便。”他说，“说说你的事。”“我的什么事？
”“你的事什么都行。”他说，“你在上海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朋友，你的……男朋友。
”最后三个字他说得很轻，像是怕碰碎了什么。“没有男朋友。”我说。“没有？”“没有。
”“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他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你以前不是谈过一个吗？叫什么来着……”“周然。”“对，周然。
你们后来怎么样了？”“分了。”“什么时候？”“前年。”“为什么？”“很多原因。
”我说，“异地，性格不合，价值观不一样……你知道的，就是那些。”“你爱他吗？
”这个问题让我愣了一下。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我和周然在一起两年，
异地一年半，真正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可能不到三个月。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温和、体贴、有耐心——但我们之间总像是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看不透，也捅不破。“可能吧。”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爱不爱一个人？
”“爱这个东西……”我说，“有时候很难说清楚。”他没有追问。他转过头去看着天花板，
沉默了很久。“你还记不记得，”他忽然说，“高三那年，我给你写过一封信？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什么信？”“我给你写过一封信。”他说，“高三下学期，
大概是四月还是五月，我塞在你家信箱里的。”“我没收到。”“我知道。”他说，
“我等了一个星期，你没有回音。后来我去你家楼下，看见你妈在信箱旁边站着，
手里拿着一封信。她把信撕了，扔进了垃圾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你妈不喜欢我。
”他说，语气平淡得像是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她希望你去大城市，上好大学，
过好日子。她不希望你被任何事情拖住。尤其是……一个在小县城里没什么前途的男孩。
”“你怎么知道？”“你妈跟我妈说过。”他说，“她跟我妈说，小越成绩好，
以后要去上海的。她让我妈劝我，别想太多。”我的手指攥紧了手机，指节发白。
“所以你就没再提过？”“提什么？”他说，“提了又能怎样呢？你妈说得对。
你应该去上海，上好大学，过好日子。我算什么呢？一个连一本线都没过的普通学生，
留在安徽读一个普通的研究生，以后回县城或者去芜湖，找一份普通的工作，
过一辈子普通的生活。”“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我？”“问你什么？问你喜不喜欢我？
”他忽然笑了，那个笑容很苦涩，“小越，我了解你。如果你收到了那封信，
你一定会回复我。但你的回复会是什么？是‘我也喜欢你’，还是‘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不管是哪一个，你都会很为难。因为你是一个不会拒绝别人的人，
但你也不会为了任何人改变自己的路。”他说得对吗？对。他说得对吗？对。他说得对吗？
我说不出话来。“所以就这样吧。”他说，“你去了上海，读了大学，留在了那里。
我回了安徽，读了研究生，回了芜湖。各过各的日子，挺好的。”“挺好的。
”我重复了一遍。“嗯。”他说，“挺好的。”窗外的风大了，吹得窗户框框响。
暖气片又咔嗒了一声，然后安静了。“那封信里写了什么？”我问。他沉默了很久。“算了。
”他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告诉我。”“告诉你又能怎样呢？”“你告诉我。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那里面有温柔，有遗憾，有释然，
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像是很深很深的地方藏着的一团火，烧了太多年，只剩下一点微弱的光。
“我写了……”他说，“我说我喜欢你，从小时候就喜欢。我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但我还是想让你知道。我说如果你也喜欢我，就回一封信给我。如果你不喜欢，就别回了，
我会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然后你妈替你做了一个选择。”他说，“她把信撕了，
扔进了垃圾桶。你没有收到，所以你没有回复。我告诉自己，你不喜欢我。就这样。
”“但如果我收到了……”“你会怎么样？”他问，“你会回信吗？”我会回信吗？
十七岁的程越，会回信吗？十七岁的程越，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背单词，
晚上十一点还在做数学卷子。十七岁的程越，桌上贴着一张便签纸，
上面写着“上海复旦大学”。十七岁的程越，不敢看小说，不敢看电视，不敢跟同学出去玩，
因为她妈说了——“你只有靠自己，才能走出这个县城。”十七岁的程越，会回信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说。“你看。”他说，“你自己也不知道。
”“但这不是重点。”“那什么是重点？”“重点是……”我说，“你不应该替我做决定。
你不应该因为一封信被撕了，就假设我不喜欢你。你不应该连问都不问我一句，
就替我选择了沉默。”“那你告诉我，”他说，“你喜不喜欢我？
”“……”“十七岁的程越，喜不喜欢林淮？”病房里安静极了。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很重，很沉。“喜欢。”我说。他的眼睛亮了一下，
但很快又暗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说。“有没有用不重要。”我说，
“重要的是，你应该知道。”他笑了。这次的笑跟之前都不一样，
之前的笑像冬天的窗户上的哈气，一碰就散；这次的笑像春天的风吹过水面，
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慢慢地扩散开，消失在天光里。“谢谢你。”他说，“谢谢你告诉我。
”然后他闭上眼睛，翻了个身，背对着我。我坐在椅子上，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肩膀很窄，
脊背上的骨头透过病号服突出来，一节一节的，像一串念珠。过了很久，
我听见他均匀的呼吸声。他睡着了。四第二天早上，林淮的妈妈来了。她带来一个保温桶，
里面是熬好的小米粥，还有一碟咸菜和两个煮鸡蛋。“小越，你也吃点。”她说，
“熬了一夜了，肯定饿了。”“谢谢阿姨。”我接过碗，喝了一口粥。粥熬得很稠，
米粒已经煮开了花，入口即化。咸菜是她自己腌的，萝卜条，切得很细，
拌了一点香油和辣椒面，咸香爽脆。“阿姨的手艺还是这么好。”我说。她笑了笑，
但笑容里有很多东西——疲惫、心疼、无奈，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激。“小越，
你待几天？”她问。“我请了假，可以多待几天。”“那太好了。”她说，“林淮这孩子，
不让我告诉任何人，连他舅舅都没说。我一个人……有时候真的撑不住。”她说着说着，
眼眶又红了。“阿姨，您别这么说。”我说，“我在这儿，您放心。”林淮醒了。
他看见我在喝粥，说：“你怎么不叫我？”“你睡着了。”我说，“粥还热着，你喝点。
”他撑着身子坐起来，他妈赶紧过去扶他，把枕头竖起来垫在他背后。他接过碗，喝了一口，
皱了皱眉。“妈，你又放糖了？”“放了一点。”“我说了不要放糖。
”“不放糖你怎么吃得下去？你最近瘦了这么多……”“我吃不出味道来。”他说，
“放不放都一样。”这句话让她愣了一下，然后她低下头，用围裙擦了一下眼睛。
“那我不放了。”她说，“明天不放。”林淮看了她一眼，没有再说什么。他慢慢地喝着粥，
一口一口的，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我在旁边看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林淮，”我说，
“你刚才说吃不出味道？”“嗯。”他说，“化疗之后味觉就变了，
很多东西吃起来都没味道。”“那你昨晚吃面包的时候……”“那个面包能尝出一点咸味。
”他说，“肉松是咸的。”“草莓呢？”“草莓有点酸。”他说，“但也不是很明显的酸，
就是……有一点点。”他又吃了一颗草莓，咀嚼了很久，然后咽下去。“你知道吗，”他说，
“我现在最想吃的东西，是我妈做的红烧肉。”“你妈做的红烧肉确实好吃。”我说。
“但我吃不出味道了。”他说，“上次我妈做了一碗，我吃了一口，什么都尝不出来。
肉是烂的，酱油是咸的，糖是甜的，但混在一起，就是没有味道。
像是嚼一块……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没有味道的东西。”他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很平静，像是在描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症状。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
那盒草莓被他握在手里，盒子发出轻微的咔咔声。“等你好一点了，就能尝出来了。”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那一眼里有太多东西，多到我不敢细看。上午的时候，
主治医生来查房。医生姓方，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不紧不慢的。
他看了林淮的检查报告，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把林淮的妈妈叫到了走廊上。我没有跟出去。
但我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见了他们的对话——方医生在说，林淮的妈妈在听，
她的身体微微前倾，双手绞着围裙的边角，脸上的表情从紧张变成苍白，从苍白变成木然。
最后她点了点头，靠在走廊的墙上，闭上了眼睛。方医生走了之后，她在走廊上站了很久。
我走出去，站在她旁边。“阿姨？”她睁开眼，看了看我，然后挤出一个笑容。“没事。
”她说，“方医生说了，治疗还在继续，让他保持好心态就行。”我知道她在说谎。
但我没有拆穿。“阿姨，您去休息一下吧。我在这儿陪着他就行。”“不用，我不累。
”“您昨晚没睡好，眼袋都出来了。您回去睡一觉，下午再来。”她犹豫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那麻烦你了，小越。”“不麻烦。”她走了之后，我回到病房。
林淮问我：“我妈呢？”“我让她回去休息了。”“她又哭了吧？”“没有。”我说，
“她就是有点累。”“你别骗我了。”他说，“我知道方医生跟她说了什么。”“说了什么？
”“没什么新东西。”他说，“就是说我的情况不太乐观，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
”他说“心理准备”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轻得像一片羽毛。“你别想太多。”我说。
“我没想太多。”他说，“我想得很清楚。”他顿了顿，然后说：“小越，
你帮我把那个相框拿过来。”我走到柜子前，拿起那个扣着放的相框，翻过来。
照片上是一棵枇杷树。不，不是枇杷树。是家属院里那棵枇杷树。照片拍的是树冠的一部分，
金黄色的枇杷果挂满了枝头，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洒下来，果子表面泛着光。
“你还记不记得这棵树？”他问。“当然记得。”我说，“小时候我们经常去摘枇杷。
”“对。”他说，“你爬不上去，每次都是我爬上去摘，你在下面接着。
有一次我摘得太多了，兜在衣服里，下来的时候衣服被树枝勾住了，整个人挂在树上，
下不来。”“你在上面喊了半天，最后是隔壁张叔叔搬了个梯子来把你救下来的。”“对。
”他笑了，“你当时在下面笑得直不起腰来。”“因为你的样子太好笑了。挂在树上，
两条腿乱蹬，衣服兜着的枇杷全撒了，掉了一地。”“你还捡了几个吃。”“当然要捡，
不然浪费了。”我们同时笑了起来。笑声在病房里回荡，撞在白色的墙壁上，又弹回来，
显得格外响亮。笑完之后，我们都沉默了。“小越，”他忽然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你能不能……帮我回一趟南陵？”“回南陵？”“嗯。”他说，
“帮我去看看那棵枇杷树。现在是冬天，肯定没有枇杷了。但你就去看看它还在不在。
如果还在，帮我拍张照片。”“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了。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砸在我胸口上。“你别胡说。”我说。“我没胡说。”他说，
“我说的是实话。”“你……”“小越，”他打断了我，“我求你一件事。”“你说。
”“你能不能别用那种眼神看我？”“什么眼神？”“就是那种……同情我、可怜我的眼神。
”他说，“我不需要那个。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回去看看那棵树。拍张照片。然后回来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