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深是被手机**吵醒的。
**是那种默认的、没有任何个性的电子音，单调而刺耳，像一只苍蝇在密闭的房间里反复撞击玻璃。他的意识从睡眠的深处缓慢上浮，穿过一层又一层的梦境碎片——那些碎片在黑暗中漂浮着，有顾念的脸，有周明远的背影，有一座螺旋形的高楼在云层中若隐若现——然后撞上了现实的天花板。
他睁开眼睛。
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那里，从墙角延伸到灯座的位置，像一条干涸的河流。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裂缝上投下一道金色的光带，让那条裂缝看起来像一张正在微笑的嘴。他在床上躺了大约十秒钟，听着手机**持续地响着，没有去接。他的大脑还在启动——像一台老旧的电脑，开机需要很久，硬盘在吱吱嘎嘎地转动，系统文件一个接一个地加载。
第七声的时候，他伸手摸到了手机。屏幕上的名字让他彻底清醒了。
陈默。
他按下了接听键，把手机贴在耳边。手机的外壳是冰凉的，贴着皮肤有一种刺痛感。
“喂。”他的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在粗糙的木头上摩擦。他清了清嗓子，但没有什么用。
“林深，你认识一个叫王建国的男人吗？”陈默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没有寒暄，没有问候，直接切入主题。这是陈默的风格——永远直奔要害，像一把从不拖泥带水的刀。他的声音很低，很沉，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克制，但林深能听出那个克制下面的东西——不是紧张，是一种警觉。那种警觉像一根绷紧的弦，随时准备弹射。
林深坐起来，靠在床头上。他的脊椎发出轻微的咔嗒声——昨晚的奔跑和摔倒让他的身体在**。“不认识。”他说。这个名字在他的大脑里搜索了一下，没有任何匹配的结果。不是模糊，不是不确定，是彻底的空白。像一张没有人写过的白纸。
“他手机里最后一个通话记录是你。三天前。”
林深的手指收紧了。他翻开通话记录——从昨天开始往前翻，昨天，前天，大前天。没有王建国。没有陌生号码。没有未接来电。通话记录干净得像被清洗过的犯罪现场。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一遍，两遍，三遍。什么都没有。
他翻通讯录。A到Z，从头到尾，一个一个地看。没有王建国。他搜索了“王”字，出来的是“王阿姨”——那是母亲的一个老同事，还有“王师傅”——那是楼下修自行车的老头。没有王建国。
“陈默，我——”他停了一下。他想说“我没有打过这个电话”，但他知道这句话说出来会是怎样的。陈默会问他“你确定吗”，他会说“确定”，然后陈默会说“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他的手机里有你的号码”。他无法解释。因为他的大脑里有一段空白——不是那种“想不起来”的空白，是那种“根本不存在”的空白。像一栋楼里的一个房间，门关着，你打开门，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墙壁，没有地板，没有天花板，只有一片虚空。
“你的老毛病又犯了？”陈默的语气软化了一些。那种软化很微妙，不是同情，是一种理解。一种来自多年交情的、不需要解释的理解。陈默是少数几个知道林深记忆混乱症的人之一。不是林深主动告诉他的——是陈默自己发现的。有一次林深忘了一个他们约好的饭局，陈默打电话来问他在哪里，他说“什么饭局”，陈默沉默了三秒，然后说“你是不是又出问题了”。林深没有否认。从那以后，陈默再也没有责怪过他忘记任何事情。
“你来一趟局里吧，”陈默说，声音恢复了职业性的平稳，“有些事情要问你。”
“好。”林深说。他没有问“什么事情”——他知道陈默不会在电话里说。这是陈默的另一个习惯：重要的事情，从来不在电话里说。他说“电话不安全”，虽然林深不知道他在担心谁在监听，但林深从不追问。
电话挂断了。林深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看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晨光在裂缝上移动了，从嘴角移到了眼睛的位置，让那张微笑的嘴变成了一只睁开的眼睛。它在看着他。
他坐起来，双腿垂在床边，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木地板是深棕色的，有些地方已经磨得发白，露出了木头原本的颜色。他的脚趾在木地板上蜷缩了一下，然后舒展开来。冷。真实的冷。
他站起来，走进浴室。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很糟——眼睛红肿，脸色苍白，嘴唇干裂，下巴上的胡茬又长出来了，黑眼圈深得像被人打了两拳。他用冷水洗了脸，水很凉，刺得皮肤发紧。他用毛巾擦干的时候，毛巾上有一小块淡红色的污渍——是昨晚额头上的擦伤，不严重，但渗了一点血。他看着那块污渍，想起了昨晚的事情——奔跑，楼梯，防火门，地下停车场，灰色的别克。那些记忆是真实的吗？还是梦？他的手指摸了摸额头，摸到了一小块结痂的伤口。疼。真实的疼。
他换了衣服。深蓝色的牛仔裤，黑色的T恤，外面套一件灰色的连帽衫。连帽衫的帽子里有一团揉皱了的纸巾，他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他把纸巾掏出来扔进垃圾桶，动作很机械，没有思考。他站在玄关，犹豫了一下，然后拿起了桌上的药盒。药盒是塑料的，透明的，分成七个格子，从周一到周日。今天是周三，格子里的药片还在。两片。白色的，圆形的，上面刻着一些字母和数字。他倒出药片，放在掌心里，看了两秒。然后放进嘴里，就着昨晚剩下的半杯凉白开吞了下去。药片很苦，苦到他的舌头皱了起来。他把水杯放在桌上，杯底在木桌面上发出轻微的碰撞声。他站在那里，听着那个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慢慢消散，然后转身出了门。
***
警局在福州路上，一栋灰色的、不起眼的建筑。外墙是那种九十年代流行的白色瓷砖，现在已经泛黄了，有些地方还贴着“扫黑除恶”的红色标语，标语上的字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模糊。门口有两个石狮子，石狮子的嘴里各含着一颗石球，石球被磨得光滑发亮。林深每次来这里都会看一眼那两个石狮子，不知道为什么。
他走进大门，经过安检。安检的保安认识他，点了点头，没有让他把包过机器。他上了三楼，走廊里的灯还是那样——有一盏在闪烁，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像是随时要熄灭的样子。墙壁上贴着各种通告和宣传画——“反诈骗”“禁毒”“扫黑除恶”——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颜色都很刺眼，像是故意用这种颜色来提醒你：你是在一个严肃的地方。
陈默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房间号312。门开着，林深敲了两下门框，走了进去。
陈默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支烟，没有点。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有些是昨天抽的，有些是更早的，烟灰缸的边缘有一圈焦黄色的烟渍。他的脸色不太好——比平时更苍白，眼袋更深，嘴唇干裂。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夹克的领口有些皱，像是穿了好几天没换。他的头发也有些乱，不是那种故意的、有造型的乱，是那种真的没有打理的、睡觉压出来的乱。
“来了？”陈默抬起头，把烟放在桌上。烟是中华的，软包装，烟盒已经被捏得皱皱巴巴的。“坐。”
林深坐下来。椅子是铁皮的，没有扶手，坐垫很薄，坐上去能感觉到铁皮的冰冷。他的**在椅子上挪了一下，找到一个相对不那么冷的位置。
陈默从桌上拿起一张照片，递给他。“认识这个人吗？”
照片上是一个男人，五十多岁，短发，国字脸，眉毛很浓，嘴唇很厚。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胸口绣着“上海建工”的字样。他站在一个工地上，身后是打桩机和脚手架，阳光很刺眼，他眯着眼睛，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笑，又像是在躲太阳。他的手里拿着一顶安全帽，帽子上有灰尘和混凝土的斑点。
林深看着那张脸。陌生。完全陌生。没有一丝熟悉的感觉，没有那种“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模糊印象，没有那种“我应该认识他”的直觉。什么都没有。像看一个陌生人的照片。
“不认识。”他把照片放回桌上。
“他叫王建国，五十二岁，装修工人。”陈默把照片转过来，对着自己，看了一眼，然后放下。“五天前失踪了。他的老婆报了案。她说他最后一天正常出门上班，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手机打不通，微信不回，朋友圈没有更新。他的工友说，他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
“我。”林深说。
“对。”陈默从桌上拿起一个透明的证物袋，里面装着一张打印出来的通话记录。通话记录是A4纸的，上面密密麻麻地印着数字和日期。陈默指着其中一行。“你看。三天前，下午两点三十三分，打给了你的号码。通话时长——四十七秒。”
林深看着那行数字。他的手机号码。138********。十一位数字，他用了至少八年了。他熟悉它们，熟悉到可以倒背如流。但那四十七秒——那四十七秒里发生了什么？王建国说了什么？他回了什么？他什么都不记得。那段记忆不存在。像一本书被撕掉了一页，前后文还在，但那一页不见了。你能看到前一页的结尾和后一页的开头，但中间的那段故事，永远消失了。
“我能看看他的照片吗？再给我看看。”
陈默又把照片递给他。这次林深看得更仔细了。他把照片拿近了，又拿远了，换了不同的角度，试图从那张脸上找到任何一丝熟悉的感觉。他盯着王建国的眼睛看了很久——那双眼睛是棕色的，不大不小，眼角的皱纹很深，像是经常眯着眼睛看东西。他的眉毛很浓，眉尾有些下垂，让他看起来有一种天然的、温和的忧愁。他的嘴唇很厚，下唇比上唇更厚，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说“没事，会好的”。
什么感觉都没有。
但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他的胃里翻涌——不是恶心，不是疼痛，是一种说不清的、像是有一个人在敲他的门，但门后面什么都没有。那种感觉他很熟悉——那是他的记忆混乱症在发作。不是“想起了什么”，是“应该想起什么但想不起来”。那个空洞，那个缺失，那个被擦掉了但还留着痕迹的地方，在他的大脑里隐隐作痛。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
“他是在哪里工作的？”林深问。
“不清楚。他老婆说他最近半年在一个大工地上工作，但不知道具体在哪里。他签了保密协议，不能告诉家里人工地的位置。每次发工资都是现金，打到一张卡上，但那张卡是别人的名字。”
“什么工地需要保密？”
“不知道。”陈默把照片收回去，放在桌上。“但我查了一下他最近半年的消费记录。他经常在浦东的一个加油站加油，在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饭，在附近的一个便利店买东西。他的活动范围很固定——就在那个区域。”
“周明远的工地？”林深说。他不是在问，是在确认。
陈默没有回答。他拿起桌上的烟，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没有点。他的手指在烟卷上轻轻捻动，烟草从滤嘴的一端被挤出来，掉在桌上，像一小撮细碎的泥土。
“林深，”他说，“你最近有没有觉得什么事情不对劲？除了你的记忆问题。”
林深想了想。“我昨天去了周明远的办公室。”
陈默的手指停住了。“什么？”
“他找我做记忆删除。关于一个叫‘蜃楼计划’的项目。我在做手术的时候感染了他的记忆——我看到了一个女人，顾念。一个建筑设计师。周明远偷了她的设计，删除了她的记忆。”
陈默沉默了很久。他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击，一下，两下，三下。那是他在思考时的习惯动作，林深见过无数次。但这一次，敲击的节奏比平时慢，比平时重，像是在打一个缓慢的、沉重的鼓点。
“林深，”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你在调查什么？”
“我在调查我的记忆。”林深说。“三年前，我参与了蜃楼计划。我做了一个可行性评估，结论是技术可行但伦理不可接受。我反对执行。然后我的记忆被删除了。我不记得这件事，但我找到了证据。”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那个视频——三年前自己录的那个。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对着陈默，按下了播放键。
视频里的自己坐在一间办公室里，面对着镜头。西装，短头发，干净的下巴，眼睛下面是干净的、没有黑眼圈的皮肤。他的声音很年轻，很清亮，没有那种沙哑的疲惫感。
“今天是2021年12月20日。我叫林深。我是深蓝科技的创始人兼首席技术顾问。蜃楼计划是一个记忆植入项目。明远集团计划通过记忆置换技术，将一座不存在的摩天大楼的记忆植入至少十万人的大脑。技术上，这是可行的。但我不会做这件事。因为这不是技术问题，是伦理问题。记忆不应该被当作商品来批量生产。城市不应该建立在集体幻觉之上。”
陈默看完了视频。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手指停止了敲击。他把手机推回给林深，沉默了很久。窗外有蝉鸣声，一声接一声，像是这座城市在不知疲倦地唱着同一首歌。
“所以你之前说的那些失踪的人，”陈默的声音很低，“可能都和这个有关。”
“什么失踪的人？”
陈默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打开第二个抽屉，拿出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文件夹是牛皮纸的，边角磨损了，上面贴着标签，标签上写着“未结案件·失踪人口”。他把文件夹放在桌上，翻开。里面是至少二十份失踪报告，每一份都附有照片和个人资料。
“过去三年，上海有至少二十个人以类似的方式失踪。”陈默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没有记录，没有线索，没有任何痕迹。他们像被从现实里剪切掉了一样。”
他翻到第一份报告。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二十多岁，短发，圆脸，笑容很灿烂。她的牙齿很白，眼睛弯成了月牙形，脸颊上有一个酒窝。
“李小雨，二十五岁，四川人，来上海打工。三年前失踪。她的父母在四川报了案，但上海的警方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她的手机最后信号出现在浦东，之后就关机了。银行卡没有消费记录，身份证没有购票记录。什么都没有。”
他翻到第二份。一个中年男人，四十多岁，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一个知识分子。
“张伟，四十二岁，公司高管。两年前失踪。他的妻子说他在一个项目上工作压力很大，经常失眠，说有人跟踪他。然后有一天他没有回家。同样，手机、银行卡、身份证——全部停止使用。”
他翻到第三份。一个老年女人，头发花白，面容慈祥，穿着碎花衬衫。
“陈丽华，五十八岁，退休教师。一年半前失踪。她的邻居说她有一天出门买菜，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她的家里一切正常，钱包、手机、钥匙都在。人就像是从家里蒸发了一样。”
他继续翻。第四份，第五份，第六份。每一份都是一个人，一个名字，一个故事，一段被突然切断的人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背景——有年轻的打工者，有成功的企业家，有退休的老人，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这些人，都跟周明远的项目有关。”陈默说。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林深能听出那个平静下面的愤怒。那种愤怒不是暴烈的、喧嚣的，是冰冷的、沉默的，像一块沉在河底的石头。“李小雨在工地上做过饭。张伟的公司承接过明远集团的工程。陈丽华的房子在周明远的一个旧城改造项目里。”
他合上文件夹，看着林深。
“你的名字也在里面。”
林深的心跳漏了一拍。“什么？”
“不是作为失踪者。是作为——”陈默犹豫了一下，像是在斟酌用词，“作为关联人。三年前，你的诊所为明远集团提供过技术服务。之后你退出了。然后你的记忆被删除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外面的热浪涌进来，带着柏油路面的焦味和汽车尾气的味道。蝉鸣声更响了，震耳欲聋，像一千只铃铛同时在响。
“林深，”他没有回头，“你的记忆混乱症，可能不是意外。”
林深的手指收紧了。
“我查过你那台设备的维修记录。”陈默的声音从窗口传来，有些模糊。“在你开始做手术之前，有人动过那台机器。过滤系统被关闭了。不是你自己关的——是有人远程操作的。”
“谁？”
“方诚。”陈默转过身，靠在窗台上。“周明远的助理。他帮你安装设备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后门。他可以远程访问你的设备，关闭过滤系统，调整参数。他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你变成了一个——”
“容器。”林深说。
陈默看着他，没有否认。
林深闭上眼睛。他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碎片——周明远的，顾念的，王建国的，陈丽华的，李小雨的。它们在他的大脑里旋转，交织，碰撞，像一场没有尽头的风暴。他以为他是被感染的。他以为那是意外。但那是设计。每一个碎片都是被人故意放进他的大脑里的，像一粒种子，被埋在土里，等着发芽。
“陈默，”他睁开眼睛，“你刚才说，王建国的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我。通话时长四十七秒。”
“对。”
“你有没有查过他的通话记录？除了我之外，他还打过给谁？”
陈默走回桌前，翻开文件夹，拿出一张纸。“他失踪前一天，打过一个电话给一个号码。那个号码是空号。”
“空号？”
“对。通讯公司说，那个号码从来没有被注册过。但通话记录里确实有那通电话——这说明有人在系统里伪造了记录。”
林深想起了什么。“就像你之前说的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陈默点了点头。“一样的模式。虚假的通话记录，虚假的身份信息，虚假的人生。有人在系统性地删除这些人的存在痕迹。”
“但王建国的老婆记得他。他的工友记得他。他的通话记录里还有我的号码。他们擦得不干净。”
“因为他们来不及。”陈默的声音变得很低。“王建国失踪之前，他的工友说他很害怕。他说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他想找一个人帮忙——那个人可能就是你。他在电话里跟你说了四十七秒。然后他就消失了。”
林深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一下，两下，三下。他在想。他在拼命地想。那四十七秒，那段被删除的记忆，那个空洞——他在试图挖开那个空洞，找到里面的东西。但他的手指挖不到底。洞口太深了，深到连回声都听不到。
“陈默，”他说，“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
“帮我查一下王建国的工作记录。他最后半年在哪里工作。那个工地——我要知道在哪里。”
陈默看着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点了点头。“我帮你查。但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不要自己去。”陈默的声音很严肃。“如果王建国是因为看到了什么而消失的，那你也会。你已经有了他的记忆碎片——你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你也是一个目标。”
“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陈默骂了一声，但语气里没有恶意。他从桌上拿起那支没有点的烟，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然后又放下。“你从小就这个毛病，什么事情都想自己扛。你忘了小时候你为了保护弄堂里的小孩，一个人跟三个大孩子打架，被打得鼻青脸肿？”
林深愣住了。“你知道我小时候的事？”
“废话。我们是邻居。”陈默点燃了打火机，火苗在烟头下面跳跃了一下，然后熄灭了。他没有点烟，只是看着打火机的火苗发呆。“你不记得了？”
林深张了张嘴，没有说话。他不记得。他不记得陈默是他的邻居。他们认识是因为几年前陈默来诊所调查一个案子，两人加了微信，偶尔聊几句。他完全不记得他们曾经是邻居。
“197弄5号。”陈默说。“你住三楼，我住一楼。你妈是小学老师，我妈在纺织厂上班。你小时候最喜欢趴在弄堂口看蚂蚁，我比你大八岁，经常逗你玩。有一次你在石板上趴了一个下午，脸上压出了一道红印子，第二天上学老师以为你跟人打架了。你哭着说你没有打架，是蚂蚁压的。”
他笑了。那个笑容很短，很轻，但很温暖。
“你八岁那年，你爸给你买了一个风筝，蝴蝶形状的。你飞不起来，我帮你修了。我爬到屋顶上去，下来的时候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你哭得比我还厉害。你一边哭一边说‘哥哥对不起，我不要风筝了’。那是我第一次被人叫哥哥。”
他撩起裤腿。右膝盖上有一道五厘米长的疤痕，已经变成了白色，但形状清晰可见，像一条干涸的河流。和林深天花板上那道裂缝的形状一模一样。
“十四年了。”陈默说。“你哭的时候流的鼻涕糊了我一裤子。”
林深看着那道疤痕。他的眼眶热了。不是感动——太浅了。是一种更深层的、更古老的东西。像是一把钥匙**了一把锁，转动了一下，但门还没有开。他知道门后面有很多东西——童年的记忆，弄堂的风，梧桐树的影子，母亲的声音，陈默的笑声——但他打不开那扇门。钥匙在锁孔里，但他转不动。
“我不记得了。”他说。声音沙哑，像砂纸在粗糙的木头上摩擦。“我不记得你是我的邻居。我不记得风筝是你帮我修的。我不记得你膝盖上的疤是因为我。”
“我知道。”陈默把裤腿放下来，站起来，走到林深面前。他的身高比林深高出半个头，肩膀更宽，手掌更大。他把手放在林深的肩膀上，用力按了一下。那种力度——不是安慰，不是同情，是一种确认。一种“我在这里”的确认。“所以我才担心你。你不是健忘，你是被人动了手脚。”
他的手很重，拍在肩膀上有些疼。但这个疼痛是真实的。林深感觉到了骨头上的压力，感觉到了手掌的温度，感觉到了手指上的老茧——那些老茧是握枪和握笔留下的。他的身体记得这些感觉。即使他的大脑不记得陈默是谁，他的身体记得。肩膀上的压力，掌心的温度，老茧的粗糙——这些触感是真实的，无法被伪造的。
“陈默，”林深抬起头，“你还记得什么？关于我的。”
陈默想了想。他走回桌前，坐下来，靠在椅背上。他的目光变得遥远了，像是在看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很久以前的世界。
“很多。”他说。“你小时候不喜欢吃青菜，你妈把青菜剁碎了拌在饭里你才吃。你十岁的时候养过一只猫，白色的，你给它起名叫‘饭团’。你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喂猫，猫粮倒在碗里，你蹲在旁边看着它吃，一边看一边笑。后来猫跑了，你哭了一个星期。你妈说再给你买一只，你说不要，饭团会回来的。它没有回来。”
他停了一下。
“你高考那年你妈生病住院，你在医院走廊里复习，考上了复旦。你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你妈在医院里哭了。你说‘妈，别哭，我会回来的’。你每个周末都回家，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从复旦到虹口。你妈说不用每周都回来，你说‘我想吃你做的腌笃鲜’。”
他又停了一下。他的眼眶有些红。
“你爸走的那天，你在弄堂口站了一整夜。你妈在楼上等你，你不肯上去。你说‘他会回来的’。他没有回来。”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林深，你是一个不愿意忘记的人。你记得所有的痛苦——饭团的走丢，你爸的离开，**病——你都记得。你不愿意忘记，因为你觉得忘记就是背叛。你记得那只猫，记得你爸，记得每一个让你痛苦的事情。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了记忆混乱症——不是因为你感染了太多别人的记忆，是因为你自己的记忆太深了。深到别人进不来，你也出不去。”
林深坐在那里，没有说话。他的眼泪流下来了。不是无声的流泪，是那种安静的、缓慢的、一滴一滴地从眼眶里涌出来的眼泪。它们流过脸颊，滴在他的牛仔裤上，留下深色的水渍。他没有擦。他让它们流。
“陈默，”他说，“谢谢你记得我。”
“少肉麻。”陈默的声音有些闷。他从桌上的纸巾盒里抽出两张纸巾，递给林深。“擦擦。别让外面的人看到。我好歹是个副支队长，让人看到我在办公室把来访群众弄哭了，传出去不好听。”
林深接过纸巾，擦了擦脸。纸巾是粗糙的，有股漂白剂的味道。他把用过的纸巾揉成一团，扔进了桌边的垃圾桶。垃圾桶里有很多纸巾团，和烟头混在一起，像一堆小小的、白色的坟墓。
“你想听更多的话，”陈默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林深，“改天请你喝酒。现在，你需要去做一件事。”
“什么？”
“去找王建国的工友。问问他最近半年在哪里工作。看看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他转过身，看着林深。“但记住——不要自己去。我让一个同事陪你去。小王，你见过，上次来诊所做笔录的那个。”
“好。”
“还有一件事。”陈默的声音变得严肃了。“周明远知道你看到了他的记忆。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要小心。”
“我知道。”
“你不知道。”陈默走回桌前，拿起那支没有点的烟，在手指间转动。“周明远不是普通的商人。他在上海经营了三十年，关系网很深。从区里到市里，从规划局到公安局，都有人。你动了他，就像动了一个马蜂窝。”
“但你还是让我去查。”
“因为我是警察。”陈默把烟放回桌上。“我的工作是保护这座城市。不管马蜂窝有多大。”
他伸出手。林深握住了。陈默的手很粗糙，掌心有老茧，手指关节粗大，指缝间有烟渍。这是一双打过很多人的手，也是一双保护过很多人的手。这双手在他八岁的时候帮他修过风筝，在他十岁的时候帮他找过猫，在他高考那年帮他妈提过住院的行李。他的手记得这些。即使他的大脑不记得，他的手记得。
林深松开了手，站起来，走向门口。他拉开门，走廊里的灯还在闪烁，滋滋的电流声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墙壁上的红色标语在闪烁的灯光下忽明忽暗，“扫黑除恶”四个字像四个跳动的心脏。
“陈默，”他没有回头，“王建国的工友在哪里？”
“在浦东的一个工地上。我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陈默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小王在楼下等你。他开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车牌号沪A·7M×××。”
“好。”
林深走出办公室，走下楼梯。楼梯间的声控灯反应迟钝，他跺了两下脚才亮起来。灯光是惨白色的，照在水磨石台阶上，反射出一种冷冷的、没有温度的光。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荡，一下，一下，又一下，像一个人在敲一面很远的鼓。
他走出大楼，站在台阶上。阳光刺眼，他眯起眼睛。蝉鸣声从路边的梧桐树上传来，震耳欲聋，像一千只铃铛同时在响。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陈默发来的地址。
浦东，XX路XX号。一个工地。
他走下台阶，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停在路边。车窗摇下来，露出一张年轻的脸——小王，二十五六岁，短头发，圆脸，眼睛很大，看起来很精神。他穿着一件便衣——深蓝色的Polo衫，胸口没有警徽。
“林哥，上车。”小王的声音很年轻，带着一种初出茅庐的热情。
林深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车里的空调开得很足，冷气吹在他的脸上，让他的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座椅是真皮的，但很旧了，坐垫上有一道裂纹，露出里面的海绵。仪表盘上放着一个警徽，和一个很小的、塑料的佛像。佛像的金色油漆已经褪色了，露出了里面的白色塑料。
“陈队让我陪你去。”小王发动了车，挂上挡。“他说你可能会遇到麻烦。”
“他说得太多了。”林深说。
小王笑了。那个笑容很年轻，很干净，没有经历过太多事情的那种干净。“陈队就是这样。他看起来凶，其实心很软。上次有个老太太来报案，说她的猫丢了，他派了两个人找了三天。最后猫找到了，在隔壁小区的一棵树上。他亲自爬上去把猫抱下来的。”
“他膝盖上有疤。”林深说。
“对。就是那次爬树留下的。”小王把车开出了停车位，汇入了车流。“他说是小时候修风筝留下的。但我看过那个疤——是新的，不是旧的。他骗人。”
林深看着窗外的街道。梧桐树的影子在车窗上飞速掠过，一道一道的，像有人在用黑色的笔在玻璃上画线。他的手机在口袋里振动了一下，他掏出来看。是苏晚的消息。
“你去哪里了？”
“跟陈默的人出去一趟。查点事情。”
“小心。”
“嗯。”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车窗外的风景在变化——从老城区的梧桐树和石库门，变成了宽阔的大马路和高层住宅楼，然后变成了正在建设中的工地和塔吊。浦东。他在靠近那个地方。那个王建国工作了半年的地方。那个可能埋着秘密的地方。
白色的桑塔纳在高架路上行驶，两边的建筑在飞速后退。远处，陆家嘴的天际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上海中心。那些高楼像一根根光柱，刺向天空。在它们之间，有一个空缺。一个形状像螺旋形的空缺。不存在。但它在林深的记忆里。在周明远的记忆里。在顾念的记忆里。
它在那里。
车驶下了高架路，进入了一条正在施工的马路。路面坑坑洼洼，白色的桑塔纳在颠簸中左右摇晃。两边的工地一个接一个，打桩机在轰鸣，混凝土搅拌车在缓慢地移动，工人们戴着安全帽在脚手架之间穿行。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柴油的味道，还有焊接的焦糊味。
小王把车停在了一个工地的大门口。门口有一个岗亭，岗亭里坐着一个老头，穿着保安的制服，帽子歪戴着，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在扇风。他看了车一眼，没有站起来。
“就是这里。”小王说。“王建国最后半年的工作地点。”
林深下了车。阳光很烈，晒得他的皮肤发烫。他眯起眼睛，看着眼前的工地。很大，至少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基坑已经挖好了，深度至少有二十米，基坑的底部是密密麻麻的钢筋，像一张巨大的、还没有编织完成的网。几台塔吊在缓慢地旋转，吊臂上挂着混凝土预制件，在空中画着巨大的弧线。工人们在基坑的边缘走来走去，他们的安全帽在阳光下反射着橙色的光。
他走到岗亭前。老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找谁？”
“我想打听一个人。王建国。他在这里工作过。”
老头的表情变了一下。很微妙，很快，但林深看到了。他的眼睛眨了一下，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握着扇子的手停顿了一秒。
“不认识。”他说。声音很平淡，像在说一件和他无关的事情。
“他在这里工作了至少半年。他的工友说——”
“不认识。”老头重复了一遍。这次他的声音更硬了，像是在一扇门上又加了一道锁。“这里没有叫王建国的人。你走吧。”
林深看着他。老头的眼睛在躲闪，不敢和他对视。他的目光一会儿看左边，一会儿看右边，一会儿看地面，就是不看林深。他的手指在扇子上不停地拨弄，扇子的竹骨架发出轻微的咔嗒声。
“那他的工友呢？那些和他一起工作的人——”
“换了一批了。”老头说。“工地上的人经常换。来来去去的，谁记得谁。”
林深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老头，老头看着地面。两个人的沉默在烈日下持续了大约五秒，但感觉像五分钟。
“谢谢。”林深说。他转身走回了车里。
小王在车里等着，空调开着，冷气从出风口吹出来，在车窗上形成了一层薄薄的雾气。“怎么样？”他问。
“他不肯说。”林深坐进车里，关上门。“他说不认识王建国。但他说谎了。”
“你怎么知道？”
“他的眼睛。”林深说。“他不看我。”
小王点了点头，没有追问。他把车倒出了工地大门，停在路边的一棵梧桐树下。树荫遮住了车顶，车里的温度下降了一些。
“现在怎么办？”小王问。
林深看着窗外。工地的围墙很高，至少有三米，墙顶上装着铁丝网。围墙是灰色的，上面刷着一些标语——“安全第一”“质量为本”“文明施工”。标语的字很大，红色的，在灰色的墙面上格外刺眼。围墙的尽头有一扇小门，门是铁皮的，关着，上面挂着一把大锁。
“等。”林深说。
“等什么？”
“等有人出来。”
小王没有问为什么。他把座椅调低了一些，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的呼吸很快就变得均匀了——他睡着了。年轻，睡眠好，在任何地方都能睡着。
林深没有睡。他看着那扇小门。铁皮门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锁是新的，铜色的，没有锈。门的边缘有一些脚印——工人们的脚印，泥泞的，大大小小的，重叠在一起。门的上方有一个摄像头，球形的，黑色的，在缓慢地旋转。
他等了大约四十分钟。
小门开了。一个人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胸口绣着“上海建工”的字样。他的安全帽拿在手里，帽子里面有汗渍，边沿有些磨损。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皱纹很深，像是被刀刻出来的。他的手很大，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污垢。他看起来五十多岁，可能更老，工地上的人总是比实际年龄老。
他走到路边，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燃。打火机是那种一块钱一个的塑料打火机，透明的，里面还有半罐液体。他吸了一口烟，吐出来，烟雾在阳光下变成了一团蓝色的、扭曲的云。
林深下了车，走过去。
“师傅，借个火。”
那人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递给他。林深接过打火机，在手里捏了一下，没有点烟。他把打火机还回去。
“师傅，我想打听一个人。王建国。他在这里工作过。”
那人的手停了一下。烟在他的手指间微微颤抖了一下，烟灰掉在地上，碎成了灰色的粉末。
“你是谁？”他问。声音很低，很警惕。
“我是他朋友。他失踪了。我想知道他在哪里工作过，看到了什么。”
那人沉默了很久。他吸了一口烟，烟头的火光在阳光下变得很亮，像一颗小小的、红色的星星。他吐出的烟雾在空气中慢慢散开，变成了一团模糊的、灰色的影子。
“你是警察？”
“不是。我是他朋友。”
那人看了他一眼。他的目光在林深脸上停留了很久，像是在判断他是不是可以信任的人。然后他低下头，看着地面。地面上有很多烟头，白色的滤嘴，灰色的烟灰，混在泥土和灰尘里。
“老王，”他说，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什么？”
那人又吸了一口烟。这次他吸得很深，烟头的火光变得更亮了，亮到有些刺眼。他把烟雾在肺里停留了很久，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地基里。”他说。“他看到了地基里的东西。”
“什么东西？”
那人没有回答。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烟头在他的鞋底下面被碾碎了，白色的滤嘴和灰色的烟灰混在了一起，变成了泥土的一部分。
“你不要问了。”他说。“知道了对你不好。”
他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阳光下变得越来越小，蓝色的工作服在灰色的工地上像一小片天空。他走到小门前，推开门，走了进去。门关上了。锁重新挂上了。铜色的锁在阳光下闪了一下，然后暗了。
林深站在原地，看着那扇关上的门。阳光照在他的后背上，暖洋洋的，但他的手指是凉的。他的胃里又翻涌起了那种感觉——那种空洞的、缺失的、有什么东西被拿走了的感觉。
他走回车里。小王已经醒了，坐直了身体，看着窗外。“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王建国看到了地基里的东西。”
“什么东西？”
“他没有说。”
小王沉默了一会儿。“那怎么办？”
林深看着窗外。那扇小门还是关着的，锁还是挂着的，摄像头还是在缓慢地旋转。工地的围墙很高，很高，高到看不到里面。但林深知道里面有什么——一个基坑，一张钢筋网，几台塔吊，一些工人。还有地基。很深的地基。深到可以埋下任何东西。
“回去。”他说。
小王发动了车，白色的桑塔纳驶出了那条坑坑洼洼的路，汇入了车流。林深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他的脑海中浮现出王建国的脸——那张照片上的脸，国字脸，浓眉，厚唇，眯着眼睛，嘴角微微上翘。那张脸在问他：你为什么不记得我？我打了电话给你，四十七秒。我说了什么？你回答了什么？你为什么让我消失？
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记得。
车在高架路上行驶，窗外的风景在飞速后退。梧桐树，石库门，塔吊，工地，陆家嘴的天际线。那座不存在的楼在他的脑海中若隐若现，螺旋形的外立面在阳光下闪着七彩的光。它不存在。但它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在王建国的记忆里，在陈丽华的记忆里，在李小雨的记忆里。在那些被删除的、被篡改的、被埋在地基下面的记忆里。
林深睁开眼睛。车窗外，夕阳正在西沉，天空被染成了橘红色和紫色。云层很厚，但云层的缝隙里透出金色的光，像一把把剑插在大地上。远处，陆家嘴的高楼在夕阳中变成了黑色的剪影，它们的轮廓在天空中清晰得像用刀切出来的。
他掏出手机，给苏晚发了一条消息。
“我回来了。有件事要跟你说。”
苏晚秒回。“什么？”
“我需要恢复所有的记忆。不管有多痛苦。”
苏晚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林深以为她不回了。然后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
“好。明天做。”
林深把手机放回口袋。车窗外的天空从橘红色变成了深紫色，从深紫色变成了深蓝色。第一颗星星出现了，在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