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九，律所全员发开门红。我拆开手中的红包，里面没有钱。是一张麻将牌，二万。
旁边有人笑出了声。我没说话，转身走向会议室。今天确定年度分红方案。会议室的门关着。
我摁了十次门铃。门没开打了第二十个电话。没人接。门里传来说话声，老周的声音最大。
“今年的分红方案就这么定，姜晚那边，8%够意思了。”我站在走廊里，
手里攥着那张麻将牌，手指发疼。手机显示：正月初九，10:23。
我已经在门外站了二十分钟。这家律所，是我七年前一起创办的。七年，
我带来了一百五十八个案子。四千八百万创收，占比超过律所营收的七成。1正月初九，
早上九点十八分，锦程律师事务所门口站满了人。我站在人群里，
看着前台小姑娘端着一个铺红布的托盘走过来。托盘上摞着几十个红包，不大不小，
整整齐齐。这是我们律所的传统——开工第一天，合伙人给全所发“开门红”。
合伙人有三个：老周、老李，还有我。老周先拿。他捏了捏红包厚度，
笑着对大家说：“今年行情不错，大家好好干！”下面一片掌声。老李第二个。他拆都没拆，
直接塞进口袋，挥挥手：“开工大吉！”轮到我了。我伸手去拿——手指刚碰到红包，
老周忽然说：“姜律，这个给你。”他从托盘下面单独拿了一个红包，递到我手里。
那个红包比其他的厚。不是厚一点，是厚很多。所有人都看着我。我拆开。里面没有钱。
只有一张麻将牌，二万，用透明胶粘在一张白纸上。白纸上写了一行字，
老周的笔迹：“姜律，今年多做案子，别光顾着分钱。二万，拿稳了。”旁边有人笑出了声。
是销售部的刘主管。“姜律，二万啊，不少了。”他声音阴阳怪气。
“我听说去年你才做了三个案子？”我的手指捏紧了那张牌。三个案子？
去年我独立承办的案子是十七个，带了团队的二十三个。但那些案子，
大部分是以所里名义接的，合伙人统计表上只算“所内统一分配”的部分。
老李打圆场：“老周开玩笑的，姜律你别往心里去。”我看着老周。他也看着我，
眼神里没有玩笑的意思。“没事。”我把麻将牌装回红包，塞进口袋。“开工吧。
”人群散开。我转身往办公室走，身后传来窃窃私语：“听说她去年分红拿了三百万？
”“就她那点案子？还不是吃老本。”“周律李律才是真干活的人……”我脚步没停。
但我记住了每一个声音。2上午十点，我坐在自己办公室里，翻着今年的案件统计表。
锦程律师事务所，成立七年。创始合伙人三个：周志明、**、姜晚。七年前，
我和老周、老李在同一家红圈所共事。老周是资深合伙人，老李是主办律师，
我是刚升的初级合伙人。后来老周说想自己干，拉着我和老李一起出来创业。第一年最难。
没案源，没客户，三个人挤在一个五十平的小办公室里，吃盒饭、熬通宵、自己跑法院。
我那时候刚结婚，不敢要孩子，怕没时间养。第一单大案子是我带来的。
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合同纠纷，标的额两千万，那是我前同事介绍的，
我熬了三个通宵做的方案，最后拿下了。从那以后，我的案源就没断过。
前同事、校友、以前**过的客户——他们信任我，有案子就找我。七年下来，
我所里创收最高的人，是我。但我从来没提过。
甚至没在内部统计表上体现过——因为很多案子是我单独接的，以我的名义签的**合同，
进的是律所公账，但分账的时候，我按三分之一的分红比例拿。
老周说：“咱们三个一起创业，股份平分，谁也别多想。”我同意了。老李说：“姜晚，
你年轻，以后机会多，现在别争。”我也同意了。七年来，我带来的案子，
少说占了所里总创收的七成。但我拿的分红，一直是三分之一。门被敲响。是行政小刘。
“姜律，下午两点开合伙人年度分红会议，周律让我通知您。”“知道了。”小刘没走，
欲言又止。“怎么了？”“那个……姜律，今年的工位调整方案出来了。
您的办公室可能要换到里面那间。”里面那间。靠走廊、没窗户、十二平米。
我现在这间十八平米，朝南，有阳光。“谁决定的？”“周律和李律。昨天下午定的。
”我点点头：“好。”小刘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姜律，
我听说……周律的儿子要进所里，那间办公室是留给他的。”我看着她。“您别说是我说的。
”“我知道。”小刘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想起三年前她来面试的时候，是我拍板录用的。
桌上的案件统计表还开着。我把鼠标移到“导出”键上，停了几秒，没点。然后关掉了。
3下午两点，合伙人会议室。门关着。我站在门口，看着门上的磨砂玻璃，里面有人在说话。
是老周的声音，很清晰：“……今年分红方案就这么定了。姜晚那边，她要是问，
就说按创收比例来。她那点案子，能拿8%已经不错了。”老李的声音：“老周，
这样会不会太过了？她毕竟……”“毕竟什么？毕竟是个女的？毕竟当年带过案子？
”老周笑了，“老李，你别忘了，这几年谁加班最多？是我。是我在撑着。她姜晚？
早就不行了。”我站在门外，手指攥紧了门把手。拧了拧。锁着。敲门。没人应。再敲。
还是没人应。里面继续说话：“行了，不说她了。小峰的办公室安排好了吗？”“安排好了，
就她那间。”“行。过两天让她搬。她要是不乐意，就说……”我没再听下去。
掏出手机看时间：14:03。会议是两点开始，已经过了三分钟。
我低头看了一眼门禁系统——需要刷工牌才能进。我的工牌挂在胸前，我拿起来刷了一下。
“滴——权限不足。”我又刷了一次。“滴——权限不足。”我盯着那个刷卡器看了几秒。
去年我还是“合伙人权限”，可以进所有会议室。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是行政小刘，
端着一杯咖啡走过来。“姜律？您怎么站这儿？”“门打不开。”小刘看了看门，
又看了看我，表情有点僵。“那个……可能门锁坏了，我去找技术——”“不用。
”我打断她，转身走向电梯。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我听到会议室的门开了。
老周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姜晚呢？还没来？”有人回答：“刚在门口站着呢，走了。
”老周说：“行，那咱们先开。反正她来不来都一样。”电梯往下走。
我看着楼层数字变化：18、17、16……手机响了。是老李的微信：“姜晚，
刚才门锁出问题了，你在哪？回来开会。”我看着那条消息，打了几个字，又删掉。
最后回了一个字：“好。”然后按了1楼。走出律所大门，外面的阳光很刺眼。
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那张麻将牌。二万。我把它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
就像他们给我的那张牌——没有解释，没有商量，只有结果。我握紧了它，
边缘硌得手心生疼。4晚上七点，我约了前同事吃饭。沈琳，我以前的室友，
现在在一家精品所做合伙人。我们认识十二年，互相知根知底。她把菜单推给我：“你点，
看你瘦的，律所没饭吃？”我点了几道菜，把菜单还给服务员。“说吧，出什么事了？
”沈琳直接问。我把麻将牌的事说了。把办公室换到里面的事说了。
把今天开会刷不开门、听到他们议论的事也说了。沈琳听完，放下筷子。“姜晚，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问。”“你这七年，到底给所里带来了多少案子？
”我沉默了几秒。“七成。至少。”“老周和老李知道吗？”“他们知道。但不是全部。
”我顿了顿。“很多案子是我单独接的，以我个人名义签的合同，走的公账，
但内部统计的时候，我只报了分成后的数字。”沈琳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
不是惊讶，是那种“果然如此”的了然。“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针对你吗？”“觉得我案件少，
拿得多。”“错。”沈琳放下筷子。“他们知道你带来的案子多。正因为知道，才要压你。
”我没说话。“你想想，你一个人带来七成案子，拿三分之一分红。这本来就不合理。
他们占了大便宜，但他们不会感激你——他们只会害怕。”“怕什么？
”“怕你有一天想通了，要求重新分账。或者怕你带着案源走人。”沈琳继续说。
“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先把你压下去，让你觉得自己理亏，让你觉得自己确实拿多了。
等你习惯了被压，再提重新分账的时候，你就没有底气了。”我看着她，
忽然想起老周这几年的变化。从去年开始，他就不断在合伙人会议上提“贡献度”这个词。
说“分红应该和案件挂钩”。说“不能让有些人吃大锅饭”。当时我以为他说的是别人。
原来他说的是我。“姜晚，”沈琳的声音低下来。“你有证据吗？
证明这些年案子是你带来的证据？”我想起办公电脑里的案件统计表。“有一些。
”“那就去整理。从现在开始，每一笔账、每一个案源、每一个客户的来源，全部整理出来。
”沈琳看着我。“你善良，可以。但你得先保证自己安全。安全了，才有资格善良。
”回到家，我打开电脑，建了一个新文件夹。名字写了三个字：证据包。光标停在上面，
闪了很久。5正月初十，我请了一天假。早上八点，我去了趟律所。周末没人，
我用备用钥匙开了自己的办公室——那间马上要换掉的、朝南有阳光的办公室。打开电脑，
调出七年来的所有案卷记录。我开始做一件事：把所有我带来的案子，全部标记出来。
7件-校友介绍：23件-老客户推荐：56件-自己开拓：32件合计：158件。
律所七年总案件量：约220件。我带来的案子占比71.8%。
约4800万（按平均费率算）-律所总创收：约6500万-占比：73.8%七年，
我拿了三分之一的分红。按比例，我少拿的，至少有两千万。我把这些数据全部导出，
做成三个表：按年份、按案源、按创收。然后存进三个地方：电脑加密文件夹、云端、U盘。
下午三点，我做完最后一笔核对，靠在椅背上。窗外阳光很好。CBD的高楼反射着光，
一片明晃晃的亮。七年。两千万。还有那些一起创业的情谊。我看着屏幕上的数字，
忽然想笑。老周给我的麻将牌是二万。可我少拿的，是两千个二万。门被敲响。我转头，
看到老李站在门口。“姜晚？你怎么在？”他愣了一下，然后看到我桌上的电脑屏幕。
屏幕上的表格还没关。他看到了。两个人对视了三秒。“我来拿点东西。”我说着，
合上电脑。老李点点头，没进来，也没走。他站在门口，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姜晚，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我没说话。“但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声音低下来。
“老周他……有他的考虑。”“什么考虑？”老李张了张嘴，没说出来。“你说。
”“他儿子今年要进所里。他想把股份转一部分给儿子。”老李看着我。
“所以得先把股份结构调一下。你……你年轻，以后还有机会。”我看着他，忽然明白了。
不是“贡献度”，不是“案件少”。是他们要把我的股份，腾出来给老周的儿子。“老李，
”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七年了。咱们三个一起创业的时候，你忘了？”他低下头。
“那五十平的小办公室，你忘了？吃盒饭、熬通宵、自己跑法院的日子，你忘了？
”他没说话。“我没忘。”我说。“所以我一直忍。
但现在我知道了——你们不是觉得我拿多了，是觉得我挡路了。”老李抬起头，
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姜晚，你……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我笑了。“老李，
你问我想怎么样？应该是你们想怎么样吧？麻将牌，换办公室，关门外，
抹掉我的创收——你们想怎么样？”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我拎起电脑包，从他身边走过。
走到门口，我停了一步，没回头。“老李，你刚才说，我年轻，以后还有机会。你说得对。
但有些机会，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拿回来的。”6正月十一，周一。我照常来上班。
办公室已经换了——靠走廊、没窗户、十二平米。我的东西被行政小刘搬过来的，
整整齐齐码在桌上。我没说什么。坐下来，打开电脑。上午十点，
收到一封邮件：本周三下午两点，合伙人会议，讨论年度分红方案。
请各位合伙人提前准备材料。附件里有一份《2023年度合伙人创收统计表》。
我打开看了一眼。我的名字排在第三位。创收数字：320万。老周第一：580万。
老李第二：420万。这个数字是假的。我的实际创收，至少800万。
但他们只统计了“所内统一分配”的部分。
案子——那些以我个人名义签的、走公账但没算进“合伙人创收”的案子——全部被剔除了。
我看着这份表格，看了很久。然后我打开另一个窗口，调出我自己做的统计表。
两个表并排放在屏幕上，对比鲜明。800万vs320万。480万被抹掉了。
不是系统错误，是故意的。他们从源头上，把我带来的案子，从我名下划走了。下午三点，
我给行政部发了一封邮件：“请提供过去五年所有以我个人名义签订的委托**合同复印件。
”五分钟之后，老周的电话打过来了。“姜晚，你要那些合同干什么？”“核对数据。
”“核对什么数据？年度统计不是已经发给你了吗？”“那个统计不全。有些案子没算进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哪些案子？”“很多。
比如2019年的华润案、2020年的恒隆案、2021年的……”我一个个报名字。
“行了。”老周打断我。“那些案子是以你个人名义签的，但进的是所里公账，
属于所里创收。”“对。所以应该算进我的创收。”“算谁的创收不重要，
重要的是所里赚到钱了。”老周的语气冷下来。“姜晚，你最近怎么回事？计较这些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