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套房的落地窗前，余沛林把玩着手里的格兰菲迪30年。
琥珀色的酒液在杯子里晃，映出对面工业区的灯火。那是他下午刚考察完的电子厂——自动化产线占了七成，剩下的工位稀稀拉拉坐着几个年轻人，手指在电路板上翻飞，像二十年前的他。
三十六岁的余沛林没开灯。他就这么站着，西装甩在沙发上，领带松了两扣。窗外是深圳关外的老样子：厂房、宿舍、霓虹灯管拼成的“招工”二字。
他举起杯，对着那片灯火晃了晃，没喝。
有些东西得就着回忆往下咽。
2003年8月31日，深圳宝安。
热。
余沛林这辈子没经历过这种热。从火车站出来，一股潮气扑面而来，像钻进蒸笼里。他爸扛着蛇皮袋走前头，他妈拎着塑料桶跟后头，桶里装着锅碗瓢盆和一瓶老干妈。
十六岁的余沛林空着手，走最后。
他其实不想来。但考不上高中，能咋办嘛。
火车上熬了二十多个钟头，腿都是软的。一路上他尽量不开口说话——他晓得自己那口重庆话，外头人听了要笑。
“沛林，走快点！”他妈回头喊。
他“嗯”了一声，跟上去。
蛇口那边有个面包车，专门拉客去关外。他爸上去跟司机砍价，一口重庆话夹着蹩脚的普通话：“好多钱嘛？三个人，少点嘛。”
司机是本地人，叼着烟：“一个人二十，走不走嘛。”
“贵了贵了，十五。”
“不得行，走不走？不走我走了。”
最后还是二十。余沛林坐在车里，听司机用粤语打电话，一个字都听不懂。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外头的高楼一栋接一栋往后退。
这就是深圳。大城市。
面包车把他们拉到宝安黄田。窄巷子，握手楼，一楼麻将馆和快餐店，二楼往上密密麻麻的防盗网。他爸妈租的那间在六楼，铁皮棚子搭出来的，走进去一股霉味。
“先住到起，”他爸说，“厂里宿舍紧张，等转正了再申请。”
他妈开始收拾，把塑料桶里的东西一样样往外拿。余沛林站在门口，看对面楼同样逼仄的窗口，一个女人正往晾衣杆上挂小孩的尿布。
巷子里飘来炒河粉的油气，混着厕所的臭味。
他低下头，看自己的解放鞋——临来前在镇上买的，二十五块，他妈说结实。
第二天一早，富达电子厂。
厂门口蹲着几十号人，都年轻，有的蹲着吃肠粉，有的凑一堆打牌。他爸带着他往里走，穿过那些人的目光——那种目光他后来才看懂，叫“等工”。
人事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潮汕的，烫着卷发，嚼口香糖。上下打量他一眼：“多大了？”
“十六。”他爸抢着答。
“身份证呢？”
他爸递过去。女的扫一眼，在表格上划拉几笔：“插件线，明天上班。七点半打卡，迟到扣钱。”
从头到尾没问他名字。看他的眼神像看一件货，扫一眼就晓得该放哪个货架上。
走出办公室，他爸说：“插件线轻松，女娃儿干的活，你小子有福。”
余沛林没吭声。
9月2号，第一天上班。
六点钟起来，六点半出门，巷子口买两个包子一杯豆浆，边走边吃。七点十分到厂门口，已经排起长队。他站在队尾，看前头那些脑袋，有的还在打哈欠，有的低头看手机——那年头手机还稀罕，蓝屏的诺基亚就算好的。
七点二十五，打铃。人群开始往前拱，打卡，“嘀”一声，“嘀”一声。
车间在三楼。换上防静电服，戴上防静电手环，脚上套鞋套，从头裹到脚。一个叫老张的师傅带他往里走，穿过一排排流水线，走到最角落。
“你坐这儿。”
余沛林坐下。眼前是一块绿色的电路板，旁边摆一盘密密麻麻的电子元件——电阻、电容、二极管，比他外婆的针线盒还碎。
老张拿起一块板子做示范：“插件会不会嘛？这个电阻插这两个孔，电容插这两个，注意正负极。插满一块放这儿，”他指指传送带，“流到下个工位有人查。手脚麻利点，慢了板子堆起，线长要骂人。”
说完就走了。
余沛林看着眼前那盘芝麻大的元件，深吸一口气，拿起第一个电阻。
一个钟头后，线长过来了。
线长是个四川人，矮矮胖胖，嗓门大。走到余沛林后头站起，看了两眼，突然开口：
“你啷个搞的嘛？这个电容插反了！”
余沛林一愣，还没反应过来，线长已经把板子拎起来，对着整个车间喊：“看到没得？新来的！电容正负极都搞不清楚！”
几个老员工抬起头瞟了一眼，又低下去。
余沛林脸一下子红了，红到耳朵根。他想说“我刚来，还不熟”，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问你话呢！哑巴了？”
“……晓得了。”他声音小得像蚊子。
“啥子？大点声！”
“晓得了！”他憋足了劲喊出来，但口音太重，“晓得”两个字黏在一起，听起来像“晓得咯”。
旁边一个湖南的男的噗嗤笑出声：“重庆来的吧？说话像唱歌一样。”
另一个女的也跟着笑：“半天憋出一句话，还是个结巴嗦？”
余沛林没抬头，盯着手里的电路板，指尖捏得发白。他想说我不是结巴，我只是不晓得咋个说普通话。但这句话太长了，他怕说出来又要惹人笑。
线长把板子扔在桌上：“各人注意点，再搞错扣钱。”
等人走了，余沛林才慢慢把那个电容**，重新插。手有点抖。
十一点四十，流水线停了。
午饭时间。车间里瞬间闹起来，凳子腿划地的声音，说笑的声音，饭盒碰撞的声音。余沛林跟着人群往食堂走，两条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手指尖发麻——捏元件捏的。
食堂里人山人海，十几个窗口都排起长队。他随便站了一个队，慢慢往前挪。前头是两个女娃，穿一样的蓝色防静电服，帽子压得低，露出后颈细碎的头发。其中一个偏过头跟同伴说话，他看见侧脸——圆圆肉肉的，皮肤白得像剥了壳的鸡蛋。
她好像在笑啥子，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余沛林赶紧把眼睛挪开，盯着自己的鞋尖。
排队打了饭——白菜炖粉条，一块红烧肉，米饭管够。他端着盘子到处瞄，想找个角落坐。车间里那些人还在笑他，他不想再听到那些声音。
角落里有个空位，他走过去坐下。
刚扒了两口饭，对面坐下来一个人。他抬起头——是刚才那个圆脸的女娃。
她端着盘子，盘子里也是一样的白菜粉条，但她那块红烧肉还没动。坐下之后，她把肉夹起来，放他盘子里。
余沛林愣住了。
“你太瘦了，多吃点。”她说。
四川口音，跟他线长一样的四川话。但听起来完全不一样。
他张了张嘴，想说“不用不用”，但话卡在喉咙里出不来。脸又红了。
她倒是不在意，低头扒自己的饭，扒两口抬头看他：“你新来的哦？上午线长骂的那个？”
他点点头。
“莫管他，”她说，“他就是那个样子，见谁都骂。我第一天来也被骂哭过。”
余沛林终于憋出一句话：“……你不是这儿的人哦？”
“四川的嘛，听不出来啊？”她笑了，“你哪里的？”
“重庆。”
“重庆哪点？”
“万州。”
“哦，万州烤鱼那个万州。”
他点点头。她笑了一下，继续吃饭。他也继续吃，把那块肉夹在米饭中间，一口一口慢慢嚼。
吃完饭，她去洗碗池那边洗碗。他跟在后头，隔了两步远。洗完碗，她回头看他一眼：“下午还在那个位置噻？”
“嗯。”
“那我下午有空过来耍。”说完就走了，防静电服裹得严严实实，背影看起来圆滚滚的。
余沛林站在洗碗池边上，手里的碗还没洗干净。
他突然觉得，好像也没那么想回家了。
下午五点四十，流水线又停了。
但没人走。他正要起身，旁边的人小声说：“别动，加班。”
“加班？”
“天天都加，赶货，加到八点。”
他这才注意到，周围的人都稳稳坐着，有的掏出手机发短信，有的趴桌上眯觉。车间里安静下来，只有空调嗡嗡响。
八点十分，终于打铃。
走出厂门的时候天早黑了，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慢慢往巷子方向走，两条腿像灌了铅。走到厂门口那棵榕树底下，有人在喊他：
“喂！”
他回过头。那个圆脸的女娃站在树底下，手里拿着一瓶水。
“给你。”她把水递过来，“热的，加了一下午班，渴了吧。”
他接过水，瓶身还带着她手心的温度。
“……谢谢。”他说。
“谢啥子嘛。”她把两只手揣进兜里，“你住哪点？”
“黄田那边。”
“我也在黄田，租房子的。你咧？”
“跟我爸妈住。”
“哦。”她点点头，往前走，“那一起走嘛。”
两个人并排走在工业区那条路上，旁边是下班的人流，自行车**叮叮当当的。她话多，一路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说车间哪个线长最凶，说食堂的红烧肉越来越小坨，说她老家四川达州的，说她初中毕业就不想读了，说她是去年来的深圳。
余沛林听得多，说得少。但她说啥子他都想笑，嘴角压不下去。
走到巷子口，她停下来：“我到了，就这栋。你呢？”
“再往前走一点。”
“那你慢点，明天见。”
“明天见。”
她跑进楼里，防盗门咣的一声关上。余沛林站在巷子口，看她那栋楼的楼梯灯一层一层亮起来，亮到五楼，停了。
他又站了一会儿，才转身往回走。
出租屋里，他妈已经做好饭，他爸正就着花生米喝酒。桌上摆着炒青菜、青椒肉丝、西红柿蛋汤。
“累不累？”他妈问。
“还好。”
“洗手吃饭，汤里我给你打了两个蛋。”
吃完饭，他妈烧水让他洗澡。六楼没热水器，得用热得快烧，一壶一壶往桶里兑。他蹲在卫生间地上，拿瓢往身上浇水，水顺到脖子流下来。
低头看自己的手——指尖红红的，捏电阻捏的，按一下会疼。
洗完出来，他爸妈已经睡了。隔壁电视声、楼下麻将声、远处货车轰鸣声混成一片。他躺在那张一米二的折叠床上，盯着天花板上晃动的光影。
想起线长骂他的样子，想起那些人笑他的声音。
想起那个圆脸的女娃把红烧肉夹给他。
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好像没问。
明天问问。
窗外，黄田的夜越来越深。远处工业区的灯火亮着，流水线还在转。余沛林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加班。
——
三十六岁的余沛林把杯中酒一口干了。
酒液滑过喉咙，灼烧感一路往下。他放下杯子，转身走到落地窗前。
对面那栋楼里，某个窗口还亮着灯。隔着这么远，他看不清里面的人，但他知道那里一定有个年轻人，跟他当年一样，在流水线上耗了一天，手指尖发麻，蹲在卫生间的地上，就着一盆水往身上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