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沈砚清买来的妻子，三年婚姻，他连正眼都没给过我。他的白月光回国后，他夜夜不归，
我像个保姆一样守在那个冰冷的家里。查出绝症那天，我一个人坐在医院走廊哭了十分钟，
然后擦干眼泪回家煲汤。手术需要家属签字，我打给他，
接电话的是那个女人：“砚清在洗澡，有什么事跟我说。”我说没事，挂了电话。
手术同意书是我自己签的，名字写得很用力，笔尖戳破了纸。手术失败的那一刻，
他撞开了手术室的门。我听见他跪在地上的声音，骨头磕在瓷砖上，很响。他握着我的手，
哭得像个孩子：“许念，你别死，我还没跟你道歉，我还没告诉你——”他没说完。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闭上了。第一章签下名字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见沈砚清，
是在沈家老宅的客厅里。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我从县城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到市里，
又转了一趟公交，淋了半身雨才找到这个地方。门口的保安看了我三遍证件才放我进去，
眼神里全是不加掩饰的打量——灰扑扑的棉外套，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双开了胶的运动鞋。
我站在沈家客厅里，水从裤腿滴到大理石地板上，留下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沈砚清坐在沙发上，翘着腿，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
袖子挽到小臂，露出一截苍白瘦削的手腕。他听见动静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大概持续了两秒钟。他的目光从我的脸上扫过去，像扫过一件家具，没有任何波澜。
“就是她？”他问旁边的陈叔。“是的，先生。许念**，二十三岁，护校毕业，
目前在县医院工作。身体健康，家世清白。”陈叔的声音像在念一份产品说明书。
沈砚清“嗯”了一声，低头继续看手里的文件。“合同看过了吗？”他问，声音很低，
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传过来的。“看过了。”“有什么问题？”“没有。”他顿了一下，
似乎对我的干脆有些意外。他抬起头又看了我一眼，这次多停留了一秒。
“你不好奇为什么是我？”“不好奇。”“为什么？”“因为不管为什么，我都会签。
”我说的是实话。两千万，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不是一个需要犹豫的数字。
我爸在县医院躺着，每天的医药费像一台碎钞机。我弟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
我自己住在城中村的隔断间里，十平米，一个月三百块，墙壁发霉，冬天漏风。
尊严这种东西，在生活面前，薄得像一张纸。沈砚清盯着我看了大概五秒钟，
然后把手里的文件扔到茶几上。“签吧。”我走过去，拿起茶几上的笔。
那是一支很贵的钢笔，黑色的笔身，沉甸甸的，握在手里有一种不属于我的重量。
我在最后一页签下自己的名字。许念，两个字，写得工工整整。笔尖戳在纸上，
发出轻微的沙沙声。签完之后，我把笔放下，退后一步。沈砚清拿起合同看了一眼，
目光在我的签名上停了一瞬，然后合上。“陈叔，带她去办手续。”就这样，
我成了沈砚清的妻子。没有婚纱，没有戒指，没有婚礼。
连结婚证都是陈叔代办的——沈砚清没有亲自去民政局，他的身份证是陈叔带去的。
领证那天，我一个人站在民政局门口，手里攥着那张结婚证，翻开看了一眼。
照片是PS合成的，我的头像和他的头像并排放在一起，背景是大红色的底。
他的照片是一张证件照，面无表情，眼神冷得像冬天的湖水。
我的照片是陈叔从我护校毕业证上截下来的，笑得有点傻。我把结婚证塞进包里，
坐公交车回了沈家的别墅。那天晚上，沈砚清没有回来。我坐在客房的床上，
把行李箱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两件换洗的衣服，一本护校的教材，一张我妈的照片，
一个我爸用的保温杯——我带这个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习惯了，
在医院照顾他的时候，这个杯子一直在我手里。我把照片放在床头柜上，
对着照片里我妈的脸说：“妈，我结婚了。”然后我躺下来，盯着天花板，听着窗外的雨声。
这个房间很大，比我住过的任何一个房间都大。有独立的卫生间，有中央空调，
有一整面墙的落地窗。床垫软得像我以前在商场里试过但从来买不起的那种。但我睡不着。
太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有一股淡淡的薰衣草香味，是洗衣液的味道。
我想起我爸上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念念，你别太累了，爸拖累你了。”我说：“爸，
你不拖累我，你是我爸。”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会哭的话：“爸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事，
就是没能让你妈过上好日子，现在又拖累你。”我攥着被角，把眼泪逼回去。不能哭。
签合同的时候我就想清楚了，这是一笔交易。我把三年的青春卖给他，他给我两千万。
公平买卖，童叟无欺。不需要委屈，不需要难过，更不需要哭。我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
强迫自己睡着。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准时醒了。这是做护士养成的习惯，生物钟比闹钟还准。
我洗漱完走出客房，在别墅里转了一圈。房子很大，三层楼，
光客厅就有我家整个房子那么大。厨房在一楼东边，设备齐全，
但看起来很少用——灶台上落了薄薄一层灰，冰箱里只有几罐啤酒和两盒过期的牛奶。
我挽起袖子，开始打扫。不是有人让**的，是我自己闲不住。以前在医院的时候，
我负责的病房永远是最干净的，护士长说我有点强迫症。我把厨房擦了一遍，
把过期的食物扔掉，去超市买了菜回来，做了一顿早餐。小米粥，煮鸡蛋，一碟凉拌黄瓜，
两个肉包子。做完之后我才想起来——我不知道沈砚清回不回来吃早饭。我拿出手机，
翻到陈叔给我存的沈砚清的号码，犹豫了一下，没有打。我把早餐用保鲜膜盖好，
放在餐桌上，在旁边留了一张纸条：“早饭在桌上，凉了的话微波炉热两分钟。
”然后我去院子里扫落叶。院子里种了很多银杏树，秋天的时候满地金黄，很好看。
但现在是春天，没有落叶，只有一些被风吹进来的枯枝和灰尘。我扫得很仔细，
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放过。八点钟的时候，我听见门口传来汽车的声音。我抬头看过去，
一辆黑色的车停在门口，沈砚清从驾驶座上下来。他换了一身衣服，深蓝色的西装，
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是要去公司。他推开门进来，看见了餐桌上的早餐和那张纸条。
他站在餐桌前，低头看了一会儿，然后拿起一个肉包子咬了一口。我站在院子里，
透过玻璃门看见他吃了那个包子，又喝了半碗粥，然后拿起那张纸条看了一眼，
随手放在了桌上。他出门的时候经过客厅，看见我在院子里扫地，脚步顿了一下。
“以后不用做早饭。”他说。“你不喜欢吃包子？”“我不在家吃早饭。”“那午饭呢？
”“不在家。”“晚饭？”他沉默了一下：“不一定。”“那我——”“你管好你自己就行。
”他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握着扫帚，看着他的车消失在路口。
“管好你自己就行”——这句话我记了三年。第二章三年的时间，
够不够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刻进骨头里？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更安静。
沈砚清果然不在家吃饭。他早上七点出门，晚上有时候九点回来，有时候十一二点，
有时候不回来。我从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在门口，所以我每天都做晚饭，
做完了放在保温柜里，然后回自己的房间。如果他回来，他会自己去保温柜里拿饭吃。
我听见厨房传来的动静，但从来不出来。
因为他不想看见我——这是我在第一个月就搞清楚的事情。有一次他回来得早，
我在客厅看电视。他进门的时候看见我坐在沙发上，脚步明显顿了一下。“还没睡？”“嗯，
看会儿电视。”他换了鞋，走进厨房，端了饭出来坐在餐桌前吃。我继续看电视，
但声音调得很小，怕吵到他。吃到一半，他忽然说：“这个汤，你放了什么？
”“排骨、莲藕、红枣，还有一点点枸杞。”“嗯。”他继续吃。
那是他第一次问我汤里放了什么。也是他第一次把我做的饭全部吃完了。从那以后，
我每天都会煲汤。
汤、玉米胡萝卜汤、山药鸡汤、番茄牛腩汤……我把在护校学到的那点营养学知识全用上了，
还买了一本煲汤的菜谱，每天晚上等他回来之后，躲在房间里看。我的手开始频繁地被切到。
不是因为我笨，是因为我做饭的时候总是走神。我会想他今天晚上回不回来，
会想他有没有吃晚饭，会想他喝了酒之后胃舒不舒服。有一次切洋葱的时候走神，
刀尖划破了食指，血一下子涌出来，滴在砧板上。我咬着牙用冷水冲了冲，缠了两圈创可贴，
继续切。那天晚上的汤里有一点点血色，我多放了几片姜，希望盖住味道。
他喝的时候没说什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第二个月的时候，
我发现他玄关的蜂蜜水喝完了。他每天晚上回来都会喝一杯蜂蜜水——不是因为我放的，
是因为他自己有这个习惯。第一次发现的时候，他看见鞋柜上的杯子，端起来闻了闻，
喝了一口，然后放下。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九点都会放一杯蜂蜜水在玄关。
有时候他回来得晚，蜂蜜水凉了，我会换一杯热的。有时候换了三次他都没回来，我就倒掉，
第二天再重新泡。刘妈——沈家的老佣人——有一天看见我在泡蜂蜜水，犹豫了一下，
说：“太太，这些活我来干就行。”“没事，反正我闲着。”刘妈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她在这个家里干了二十年，什么都见过，什么都懂。她大概想告诉我点什么，
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她那天想说的是——陆薇以前也给他泡蜂蜜水。
但陆薇泡的是买的罐装蜂蜜，我泡的是托人从乡下带的土蜂蜜。陆薇用玻璃杯，我用陶瓷杯。
陆薇放在餐桌上，我放在玄关。这些细微的差别，沈砚清大概从来没有注意过。或者注意了，
但不在意。第三个月的时候，沈砚清喝醉了。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主动靠近我。
他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晃的，领带歪在一边，衬衫领口解开了两颗扣子，露出锁骨。
他的脸红得不正常，眼睛半睁半闭，脚步虚浮。我听见门响的时候从房间里出来，
看见他靠在玄关的墙上，闭着眼睛，呼吸很重。“沈砚清？”他没有反应。我走过去，
扶住他的胳膊。他的身体很烫，隔着衬衫都能感觉到。他很重，一米八几的个子，
压得我整个人往后仰。“你喝多了，我扶你上楼。”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和平时不一样，没有冷漠，没有疏离，而是——柔软的，脆弱的，
像一个溺水的人看见了一块浮木。“薇薇……”他叫了一声。我的手僵了一下。
“薇薇……你回来了……”他的手抬起来，摸上我的脸。他的掌心滚烫，指腹粗糙，
摩挲着我的颧骨，动作温柔得不像他。“你别走……”他的声音沙哑，
带着一种近乎恳求的卑微，“薇薇，我不跟你吵了，你别走……”我站在玄关里，
被他半抱半靠地压着，听着他嘴里一遍一遍叫着别人的名字。那一刻我心里什么感觉？疼吗？
疼的。但不是那种尖锐的疼，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疼，像被人用拳头抵在胸口上，不用力，
但也不松开。我扶着他上了二楼，把他放到床上。他抓着我的手腕不肯松开，
力气大得让我手腕上留下了几道红印。“薇薇……”“我不是陆薇。”我说。他好像听见了，
又好像没听见。他的眉头皱起来，在枕头上蹭了蹭，像个找不到安慰的孩子。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的手掰开，给他脱了鞋，盖好被子。他翻了个身，蜷缩起来，
一只手攥着被角，拇指压在嘴唇上。那个姿势像个婴儿。我在他床边站了很久，
看着他睡着之后舒展开的眉头，看着他微微张开的嘴唇，看着他攥着被角的手指。
然后我关了灯，下楼回了自己的房间。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脑子里反复回放他叫“薇薇”时的表情——那种小心翼翼的、卑微的、恳求的语气，
和他平时冷若冰霜的样子判若两人。原来他不是不会温柔，只是他的温柔都给了另一个人。
而我连被温柔对待的资格都没有。这个认知像一根刺，扎在心脏最柔软的地方。不深，
但拔不出来。后来我发现，这根刺一直在那里。每次他无视我的时候，
每次他冷淡地“嗯”一声然后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
每次他回来得越来越晚、蜂蜜水凉了又热、热了又凉的时候——那根刺就会往里面扎一点。
一点一点，一年一年。扎到最后，已经不知道扎了多深了。第三章她回来了第二年秋天，
银杏叶黄了的时候，陆薇回来了。我是从沈砚清的手机上知道的。那天他在洗澡，
手机放在客厅茶几上，屏幕亮了一下。我无意间瞥了一眼，是一条微信消息。
备注名是一个爱心emoji。消息内容只有四个字：“我回来了。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大概十秒钟，然后把视线移开，继续擦茶几。心跳漏了一拍，
但只有一拍。因为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从签合同的那天起，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替身。
一个填补空白的替身，一个用来应付沈家老爷子的替身，
一个在正主回来之后就会被随手扔掉的替身。我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陆薇回来之后，沈砚清变了。变化是缓慢的，但每一丝都清晰可见。
他回来的时间从九点变成十点，从十点变成十一点，从十一点变成偶尔不回来。
玄关的蜂蜜水开始经常被剩下，有时候放了一整夜，原封不动。他不再喝我煲的汤了。
有一次我端了一碗放在他面前，他看了一眼，说：“不喝了，晚上吃过了。”“吃的什么？
”“外面吃的。”他以前从来不回答这种问题。现在回答了，
但比不回答更让人难受——因为我知道他跟谁“在外面吃的”。陆薇喜欢吃日料，
沈砚清以前不吃生鱼片，但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衬衫袖口上沾了一点点酱油渍，
是日料店那种甜酱油的味道。他开始买花了。不是玫瑰，是白色的雏菊。
他每隔三天会买一束回来，插在客厅的花瓶里。我一开始以为是他自己买的，
后来有一次听见他打电话——“薇薇，雏菊我放在客厅了，你下次来的时候能看到。
”他挂了电话之后，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那束雏菊。白色的花瓣，嫩黄的花蕊，
插在透明的玻璃花瓶里，很好看。但我过敏。我对雏菊的花粉过敏。不是什么严重的过敏，
就是会打喷嚏、流眼泪，严重的时候眼睛会肿。这些沈砚清不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问过。
第一次过敏的时候，我在客厅擦桌子，不小心碰到了雏菊，花粉飘起来，我立刻开始打喷嚏。
一个接一个，打得眼泪都出来了。刘妈看见了，说：“太太，你对花粉过敏啊？”“嗯，
有一点。”“那我去把花移到阳台上去？”“不用，放着吧。他喜欢。”刘妈看了我一眼，
没有说话。那天晚上我的眼睛肿了，回到房间用冷水敷了半个小时才消肿。第二天早上起来，
眼睛还是有点红，我用粉底遮了一下，沈砚清没有发现。他从来不会仔细看我。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他大概要过多久才能发现？一天？一周？一个月？
还是等到合同到期，陈叔提醒他“先生，太太该走了”，他才会想起来——哦，
家里还有这么一个人？第三个月的时候，沈砚清开始带陆薇出席活动。
我第一次在手机上看到他们的照片，是一个财经公众号的推送。
标题是《沈氏集团总裁携神秘女子现身慈善晚宴，疑似好事将近》。照片里，
沈砚清穿着一身黑色西装，陆薇穿着一件香槟色的长裙，挽着他的手臂，笑得很灿烂。
沈砚清也在笑——那种笑我从来没有见过，眼睛弯弯的，嘴角上扬，
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点亮了一样。我放大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放下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三个菜一个汤，放在保温柜里。十点钟的时候沈砚清没回来，十一点没回来，
十二点也没回来。我等到凌晨一点，把饭菜倒了，洗了碗，回房间睡觉。躺在床上，
我忽然想起签合同那天，沈砚清问我的那个问题——“你不好奇为什么是我？
”我当时说不好奇。但其实我好奇的。我好奇他为什么要找一个“长相不要太出挑”的女人。
我后来想明白了——因为陆薇太出挑了，他怕找一个太漂亮的，会提醒自己这个不是陆薇。
找一个普通的，看着不刺眼，可以假装不存在。我就是那个“不存在”。
一个摆在房子里、写在合同上、但从来不需要被看见的人。陆薇第一次来别墅，
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沈砚清不在，她一个人来的。说是来拿他落在家里的文件，
但我看见她进了门之后在客厅里转了一圈，目光扫过每一个角落，像在巡视自己的领地。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羊绒大衣，脚踩一双细跟高跟鞋，站在客厅中央，像一棵长错了地方的花。
“你就是许念？”她看着我，语气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客气。“是。”“我叫陆薇，
砚清的……朋友。”她笑了笑，那个笑容很漂亮，但没有任何温度。“我知道。
”她挑了挑眉：“你知道我？”“嗯。”“砚清跟你提过我？”“没有。”我说的是实话。
沈砚清从来没有跟我提过陆薇。关于她的一切，
都是我一点点拼凑出来的——从他醉酒时叫的名字，从他手机屏幕上的消息，
从他买回来的白色雏菊。陆薇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审视的意味，
像在评估一个竞争对手的实力。但她很快发现我不值得她评估——因为我的实力为零。
“你在这个家里……都做些什么？”她问。“做饭，打扫，煲汤。”“就这些？”“就这些。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一丝怜悯，也有一丝得意。“辛苦你了。”她说。
这句话说得客气，但潜台词我听懂了——辛苦你了，替我守着这个家，现在我回来了，
你可以走了。我没有说话。她上楼拿了文件，下楼的时候在楼梯上停了一下，回头看着我。
“对了，砚清喜欢喝蜂蜜水，你知道吧？”“知道。”“他喜欢用玻璃杯，不要用陶瓷杯。
蜂蜜要用洋槐蜜，不要用土蜂蜜。水温不要超过六十度，太烫了他不喝。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像在交代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我站在客厅里，
手指攥紧了围裙的带子。“我知道了。”我说。她笑了笑，转身走了。门关上的那一刻，
我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抹布，忽然觉得很可笑。三年了，我每天给他泡蜂蜜水，用陶瓷杯，
用土蜂蜜，水温从来都是凭感觉。他喝了三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对”。
是因为他不在乎。不在乎用什么杯子，不在乎什么蜂蜜，不在乎谁泡的。
他喝那杯蜂蜜水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陆薇。不管是谁泡的，他都想象成是她。而我，
连一个替身都算不上的。我只是一个容器，装着他的回忆，等回忆的主人回来了，
容器就可以扔掉了。第四章身体里的炸弹确诊那天是个周三。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那天早上我给沈砚清发了条微信，问他晚上回不回来吃饭。他没有回。我已经习惯了。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手里攥着一沓检查报告，站在路边等公交车。十一月的风很冷，
我忘了戴手套，手指冻得通红。扩张型心肌病，中晚期。医生说如果不做手术，
可能只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如果做手术，需要安装人工心脏辅助装置或者进行心脏移植，
费用大概在两百万左右。两百万。我忽然觉得命运在跟我开一个巨大的玩笑。
我嫁给沈砚清是为了两百万，现在我需要两百万来救命。这三年我攒了一百八十多万，
离两百万还差一点。但手术之后每个月的抗排异治疗，还要两万多。我站在公交站牌下，
把报告单折好塞进包里，然后上了公交车。车上人很多，我被挤在门口，脸贴着玻璃窗，
看着外面的街景一帧一帧地往后退。我拿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我爸的号码，我弟的号码，
沈砚清的号码，陈叔的号码，县医院护士长的号码。没有一个人可以打。我爸瘫在床上，
不能让他知道。我弟在准备考研，不能分心。沈砚清——他不会在乎。陈叔是沈家的人，
告诉他等于告诉沈砚清。护士长是我以前的领导，但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我把手机塞回口袋，继续看窗外。公交车经过一个花坛，里面种着一排月季，红色的，
开得很艳。我盯着那些花看了很久，脑子里一片空白。回到家的时候，刘妈在厨房里做饭。
她看见我进来，说：“太太，今晚先生不回来吃饭，您一个人吃？”“嗯。”我换了鞋，
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坐在床上。我把检查报告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看。
心脏彩超、心电图、心肌酶谱、CT……每一张上面都写着我看不懂的数据，
但结论那一栏的几个字我看懂了——“扩张型心肌病，左室射血分数28%，
建议立即住院治疗。”28%。正常人是55%以上。我的心脏已经衰竭了一大半。
我把报告单放在床头柜上，压在我妈的照片下面。然后我躺下来，拉过被子盖住自己。
被子很软，是沈砚清让刘妈给我换的，说是天冷了，换床厚的。
他不知道是刘妈换的还是我自己换的，他什么都不知道。我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
流进耳朵里。我没有哭出声。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哭的时候不出声。小时候我妈去世，
我躲在被子里哭，不敢出声，怕我爸听见了更难过。后来长大了，这个习惯就改不掉了。
哭了大概十分钟，我坐起来，擦了擦脸，去洗手间洗了一把脸。镜子里的人眼睛红红的，
鼻子也红红的，看起来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女孩。我对着镜子说：“许念，别哭了。
哭有什么用？该干嘛干嘛。”然后我走出房间，去厨房做饭。沈砚清不回来，
但我自己也要吃饭。而且明天还要给他煲汤，排骨要提前解冻，莲藕要提前削皮。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坐在空荡荡的餐桌前，一个人吃完了。面很好吃，
但我尝不出味道。确诊之后的日子，我过得比以前更安静了。不是刻意安静，
是因为没有力气。心脏功能下降之后，我比以前更容易累。以前能一口气扫完整个院子，
现在扫到一半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儿。以前能站着煲两个小时的汤，
现在半个小时腿就开始发软。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第一个月，只是容易累，
喘不上气。第二个月，脚开始肿。晚上脱鞋的时候，脚背按下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
这是心衰的典型症状——体液潴留。第三个月，晚上开始睡不着。不是因为失眠，
是因为躺下来的时候呼吸困难，必须坐起来才能喘上气。我把枕头垫高，两个不够就三个，
三个不够就四个。最后我几乎是半坐着睡的。这些变化，没有人发现。
刘妈偶尔会问我：“太太，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说：“没事，
可能是没睡好。”她信了。或者没有信，但也没有追问。毕竟我只是一个合同上的太太，
不是她的雇主，她没有义务关心我的身体。沈砚清更不会发现。他回来得越来越少，
有时候一周只回来两三次。每次回来都是匆匆忙忙的，拿了东西就走。
他甚至没有正眼看过我一次。有一次他在玄关换鞋，我正好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碗汤。
我们打了个照面，他的目光从我脸上扫过去，停了一秒。“你瘦了。”他说。我愣了一下。
“是吗？可能最近胃口不太好。”“嗯。”他换好鞋，拉开门走了。
那天晚上我站在镜子前看了很久。确实是瘦了，脸颊凹进去一点，颧骨突出来一点，
锁骨下面能看到骨头的形状。但“瘦了”和“病了”之间的距离，
大概隔着一百个“不在乎”。我没有告诉他。确诊之后的第四个月，我在超市晕倒了。
那天是周末，超市里人很多。我推着购物车在生鲜区挑排骨，忽然一阵眩晕，眼前发黑，
耳边嗡嗡响。我抓住购物车的手柄想稳住自己，但手没有力气，整个人往前栽了下去。
我听见周围有人喊“有人晕倒了”，听见购物车倒地的声音，听见排骨散落一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