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天，母亲的身体稍稍好转，能够下床做些简单的家务。可给母亲治病欠的债务像一座大山压在建国心头。生产队的工分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弟妹的学费、母亲的药费、家里的开销，样样都需要钱。
一天傍晚，建国听说村南头的砖窑招工，管吃管住，一个月能挣十二块钱。他心动了。十二块，足够弟妹的学费，还能给母亲抓几副药。
"妈，我想去砖窑干活。"晚上吃饭时，建国试探着说。
母亲的手一抖，碗差点掉在地上："不行！你才十一岁，那是什么地方？又累又危险，你爹要是还在……"说着又抹起了眼泪。
秀英和建军也不吭声，低着头扒拉碗里的稀粥。建国看看面黄肌瘦的弟妹，再看看病床上日渐消瘦的母亲，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第二天一早，他揣着两块玉米面饼子，独自去了砖窑。
砖窑老板是个黑胖的中年人，叫赵大虎，上下打量着这个瘦小的男孩："活儿太累了，你这小身板怕是不行。"
"老板，你让我试试。"建国恳切地说，"我什么都能干，不要工钱都行，管饭就行。"
赵大虎被他眼里的倔强打动了，让他先试三天。砖窑的工作确实不是人干的活儿。天没亮就要起床，和泥、制坯、装窑、出砖，每一道工序都在考验着人的极限。
建国被分配去出砖。刚烧好的砖块从窑里运出来，温度还高得烫手。工人们用厚布裹着手，快速地将砖块码放在平板车上。建国的手小，布也裹不严实，第一天下来，掌心就起了一串水泡。
"小子，不行就别硬撑。"一个老工人看不下去了，递给他一块湿毛巾。
"没事，大爷。"建国咬着牙，汗水混着煤灰从脸上滑落，"我能行。"
三天后，他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出砖的速度不比成年工人慢多少。赵大虎罕见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行，是个硬茬子，留下吧。"
就这样，十一岁的**成了砖窑上最年轻的工人。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家。母亲看着儿子日渐粗糙的手掌和晒得黝黑的脸庞，背过身去抹眼泪。建国却总是笑着安慰她："妈，我现在能挣钱了，建军和秀英能安心读书了。"
每月领到那十二块钱工资，建国都小心翼翼地分成几份：五块给母亲买药，三块给弟妹交学费和买文具，两块买粗粮，剩下的两块存起来还债。至于自己，他从没想过要花什么钱。衣服是父亲留下的旧衣改小的，鞋是母亲用破布缝的，洗脸用的是皂角，牙刷干脆用手指。
秀英心疼哥哥，把自己的课本偷偷塞给他："哥，你也识字，没事看看。"
建国笑着推辞："哥每天累得很，哪有时间看书。"
可等弟妹睡了，他却常常就着昏黄的油灯，一页页翻看那些已经卷了边的课本。有不认识的字，就用父亲留下的那支旧钢笔，在废报纸上描摹。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力特别好，看过一遍的东西，基本都能记住。
砖窑的日子虽然苦，但建国很知足。他想着，再干几年，等债还清了，弟妹都上了高中，日子就会好起来。
1980年夏末，砖窑改进了计件制度。原本按天算工钱，改成了按出砖的数量算。赵大虎说这样能让大家多挣钱。
小建国为了多挣钱，别人下班了，他还要坚持多干2个小时，多出些砖，好多挣些钱，妈妈看到儿子明天精疲力尽的回家，流下了心疼的泪水。
没有多久，砖窑厂因为不符合规定也被叫停了，十二岁的建国只能另找挣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