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老人总说，林秀生下孩子那天就疯了。春芝却不这么觉得。在她眼里，
娘是全村最清醒的人——清醒得像山涧里的一捧水，冷得刺骨，又亮得照人。每天清晨，
当第一缕光刚爬上东边的山头，林秀就醒了。她摸黑下炕，不点灯，就着窗纸透进来的灰白，
摸索着穿好衣服。然后走到院里的水缸边，舀一瓢山泉水，把脸埋进去，久久不动。
春芝趴在窗户缝上看，看见娘的肩膀微微发抖。那不是因为冷，春芝知道。等娘抬起头时，
脸上又是那副平静得吓人的表情。她坐到门槛上，开始梳头。那把缺了三根齿的木梳子，
是她从娘家带来的唯一的东西——如果那个被叫做“娘家”的地方，真能算娘家的话。
“春芝，你看娘的头发乱没乱？”五岁的春芝蹲在鸡窝边捡鸡蛋，头也不抬：“没乱，
娘好看。”林秀就笑了。那笑容很短，像夏夜的闪电，一闪就没了。她又转回去，继续梳，
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春芝后来在村小的破收音机里听到过，那是《茉莉花》，
城里人唱的版本。李大山从屋里出来，裤腰带松松垮垮，露出半截晒黑的肚皮。“饭呢？
”他的声音粗得像砂纸磨过木头。林秀的手顿了顿，梳子停在半空。
春芝看见娘的脊背绷紧了，像一张拉满的弓。然后弓松了，她放下梳子，起身往灶房走，
脚步轻得听不见声音。春芝七岁那年夏天，村里小学唯一的王老师拄着拐杖找上门来。
王老师的腿是年轻时修水库砸坏的，走路一瘸一拐，但眼睛亮得很。“春芝该上学了。
”王老师说，“这孩子眼睛里有光，不读书可惜了。”李大山蹲在门槛另一头抽旱烟，
一口浓痰吐在刚扫过的地上：“女娃读什么书？认几个字能记账就行了。
”林秀正在院里晾衣服。那是李大山昨天从镇上买回来的粗布，灰扑扑的，像阴天的云。
听到这话，她手里的湿衣服“啪”地掉回木盆，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她的裤脚。“春芝要读书。
”她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像石子投进深井。李大山猛地站起来：“轮得到你说话？
”春芝躲在水缸后面，心脏跳得咚咚响。她看见娘的手攥紧了湿衣服，指节白得透光。
但娘抬起头，眼睛直直地看着李大山，一眨不眨。“让她读。不然我今天就吊死在这院里。
”春芝第一次看见爹愣住了。李大山手里的烟杆子转了又转，最后狠狠砸在门槛上：“读！
读不死你！学费自己挣！”那天晚上，
春芝躺在自己的小床上——其实就是两块木板搭在墙角的“窝”。她听见隔壁屋里传来闷响，
像拳头砸在棉花上，还有压抑的呜咽，像受伤的动物。她把头埋进枕头里，
那枕头是娘用旧衣服缝的，里面填了晒干的槐花，有股淡淡的甜香。春芝数着自己的心跳，
一下，两下，三下...数到一百二十三时，隔壁安静了。第二天鸡叫头遍，
林秀照样坐在门槛上梳头。晨光斜斜地照过来，把她左颊的淤青照得发紫，
像朵开败了的茄子花。“娘，疼吗？”春芝小声问。林秀摇摇头，
把梳子递过来：“给娘梳梳后面，娘够不着。”春芝跪在娘身后，小心地梳着那一头黑发。
娘的头发真好，又长又密，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像一匹上好的黑缎子。只是靠近头皮的地方，
有几处结了暗红的血痂。“娘，你为什么非要我读书？”梳子的动作停了停。
春芝从背后看不见娘的表情，只听见她轻轻说：“读了书，眼睛就亮了。眼睛亮了，
路就看得清了。”春芝十岁时，开始明白一些事情。
比如娘总爱望向东边——那是出山的方向。早上望，中午望，傍晚烧火做饭时，
也会透过灶房的破窗户望上一会儿。她的眼睛望着远处，焦点却不在那儿，
像是穿过层层山峦，看到了别的什么。比如娘会在半夜摸她的脸。春芝有时会被弄醒，
但她不敢动。娘的手指很轻，从额头摸到眉毛，再到鼻子、嘴巴，最后停在下巴上。
那只手会抖，抖得厉害，然后突然抽回去，像是被烫着了。比如她八岁那年发高烧，
烧得说胡话。娘抱着她，整夜没睡，用湿毛巾一遍遍擦她的身子。春芝在半梦半醒间，
听见娘在哭，嘴里喊的不是“春芝”，而是另一个名字——“宁宁，宁宁不怕”。
她知道娘叫林秀，但不是这里的人。村里老人说，娘是李大山二十年前从山外“娶”回来的，
花了三千块钱和一头牛。那时候三千块钱能盖三间大瓦房。她还知道，娘本来不叫林秀。
有一次娘发烧说胡话，说自己是“林静秋”。多好听的名字，像秋天里安静的树林，
林子里还有条静静的小河。“娘，你原来的家是什么样的？”春芝问过。
那时林秀正在纳鞋底，针在头皮上蹭了蹭，扎进厚厚的布层里。“有路灯，”她说，
眼睛望着手里的针线，“晚上出门，路上亮堂堂的，不用摸黑。还有图书馆，三层楼高，
里头全是书，架子一排一排的，望不到头。”“比王老师家的书还多吗？”“多得多。
”林秀抬起头，眼睛里有种春芝从未见过的光，“多到你一辈子都读不完。还有阅览室，
大大的桌子，软软的椅子，冬天有暖气，夏天有风扇...”她的声音越来越轻，
最后消失在穿针引线的动作里。春芝十二岁那年秋天，来了月经。她吓坏了，
以为自己要死了，躲在茅房里不敢出来。林秀找到她，把她拉进里屋，闩上门。
从炕柜最底层翻出一块洗得发白的布，教她怎么叠，怎么用，怎么洗。“以后每个月都会来，
”娘说，“这说明你长成姑娘了。”“长成姑娘会怎样？”林秀的手停在她肩上，很轻很轻，
像一片羽毛。“长成姑娘，就要加倍小心了。”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春芝，记住娘的话，
别信任何说要带你去山外看世界的人。想出去，得靠自己的脚，一步一步走出去。
”那天晚上，等李大山打牌去了，林秀从炕席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塞进春芝手里。“藏好，
夹在字典里，别让你爹看见。”春芝摸黑打开，是几张皱巴巴的纸币，最大的十块，
最小的五分。还有一张照片，边角都磨毛了，泛着黄。照片上的姑娘穿着白裙子，
站在一座石狮子旁边笑，两条麻花辫又黑又亮，眼睛弯成月牙。“这是娘？”“嗯。
十八岁的娘。”林秀用手指摩挲着照片，指尖微微发抖，“这是大学的校门口。
那天我刚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哥给拍的...”她没说完，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用蓝色钢笔写着一行娟秀的小字，已经褪色了：“静秋于北京大学，1985年夏”。
春芝的心猛地一紧。她抬头看娘，
看这个脸颊凹陷、眼角爬满细纹、常年穿着灰布衣服的女人，
怎么也想象不出她和照片上那个发光的姑娘是同一个人。“娘...”“收好。
”林秀把布包重新系紧，系了个死结，“总有一天，你会用得上。”春芝十三岁那年夏天，
村里来了个收山货的外乡人。那人开着一辆快散架的面包车，
说城里人现在稀罕野山菌、蕨菜干，能卖好价钱。李大山动了心，
跟着村里几个男人天天上山。林秀在院里洗被单，突然站起身，擦了擦手，朝外走去。“娘，
你去哪儿？”春芝问。“去看看。”林秀头也不回。春芝跟在她后面，看见娘走到面包车前。
外乡人正在整理筐子，抬头看见林秀，愣了一下。“大姐，买菌子？”林秀摇摇头，
走近几步，压低声音说了句什么。春芝离得远，
只听见几个字：“...帮个忙...送封信...求你...”外乡人的脸色变了变，
下意识地朝四周看。这时，李大山扛着一筐松茸从山上下来，看见这一幕，
脸色沉得像暴雨前的天。“干啥呢？”他大步走过来，筐子重重砸在地上。林秀后退一步，
低下头：“问问菌子啥价。”“问价用凑那么近？”李大山狐疑地看她一眼，又看看外乡人，
“你想干啥？”外乡人赶紧堆起笑：“大哥误会了，大姐就问个价，
问个价...”那天晚上，李大山喝了半斤散装白酒，把林秀拽进屋里。春芝趴在门缝上，
看见爹一巴掌把娘扇倒在地，娘的额头磕在炕沿上，闷闷的一声响。“**！
又想往外递信是不是？二十年了还不死心！”林秀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
“老子告诉你，你生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再动歪心思，老子打断你的腿，
让你爬都爬不出去！”春芝的指甲掐进手心，掐出了血印子。
她想起娘常说的一句话：“春芝，你要忍。忍到能飞的那天。”她当时不懂，现在好像懂了。
忍不是认命，是蓄力。像种子在土里忍着，是为了破土而出的那一天。第二天，
林秀照样早起梳头。她的额头肿了个包，梳头时牵扯到伤口，轻轻“嘶”了一声。“娘，
疼就别梳了。”“要梳。”林秀对着破了一角的镜子，仔细地把头发分成两股，
一股一股编起来，“人活着，就得有个活着的样子。”春芝十四岁那年春天，
王老师要调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去了。临走前，他特意来了一趟，
给春芝留了五本书——两本语文习题集，一本《新华字典》，
一本缺了封面的《平凡的世界》，还有一本手抄的数学公式。“春芝有天分，
”王老师对李大山说，眼睛却看着林秀，“镇上中学有奖学金，考进前十名，免学费，
还管一顿午饭。”李大山嗤之以鼻：“女娃读那么多书有啥用？过两年说个婆家，
彩礼还能多要点。隔壁村老刘家闺女，初中毕业，彩礼要了八千八！”那天夜里，
春芝睡不着。她轻手轻脚爬起来，走到院里。月光很好，地上像洒了一层薄盐。
她看见娘坐在井台边，仰头看着月亮，手里攥着什么东西。“娘，你不睡？”林秀没回头，
拍拍身边的位置。春芝走过去坐下，井台的石头冰凉。娘手里是一张车票。
从县城到北京的硬座票，日期是1987年8月20日。票已经黄得厉害，边角都碎了，
用透明胶带粘着。“这是...”“我本来该坐这趟车去报到的。”林秀的声音很平静，
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在县城车站，有个大姐说她也要去北京，可以带我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