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八点五十，我的手机准时响了。
屏幕上跳动着陌生号码，归属地正是这座城市。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三秒，直到它快要自动挂断，才接起来。
“默默...是、是我。”养母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小心翼翼的，带着讨好的颤音，“我们...我们现在在桥洞这儿...”
“原地等着，别乱跑。”我简短地说，挂断电话。
转头，苏晴正坐在床边穿鞋。她今天穿了件宽松的米白色毛衣，腹部圆润的弧度在柔软的织物下清晰可见。阳光从酒店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她头发上镀了层浅金色的光晕。
“我陪你去。”她抬头看我，眼神坚定。
“晴晴，”我走过去蹲下，握住她的手，“今天可能会不太愉快。你怀着孕，我不想你...”
“正因为怀着孕，我才要去。”苏晴反握住我的手，掌心温暖，“陈默，这是你的过去，也是我们孩子将来会知道的家族历史。我要陪你面对。”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那里有担忧，有关切，还有一种我从未在养母眼中见过的、纯粹的坚持。
“而且，”她轻声补充，“如果你需要停下来，需要一个理由离开，我可以当那个借口。”
我心里一暖，低头吻了吻她的手背。
九点十分，我们打车到了桥洞附近。远远就看见养父母站在路边，穿着昨天那身脏衣服，但脸和手明显洗过了。养父手里拎着个破旧的编织袋，鼓鼓囊囊的，应该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看见苏晴，养母明显愣了一下，随即挤出笑容：“闺女也来了...这、这多不好意思...”
“阿姨好。”苏晴礼貌地点头，没多说话。
我拉开出租车门：“上车。”
车上气氛凝固。司机从后视镜瞥了几眼，大概在猜测我们的关系。养父母缩在后座角落，尽量不碰到干净的车座。苏晴靠在我肩上，握着我的手。
“去城南，老民政局。”我说。
养父母同时一震。
“默默，去那儿干嘛...”养母声音发紧。
我没回答。
老民政局是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楼，墙皮剥落，门庭冷落。三年前，我就是在这里撕了户口本。三年后，我带他们回到这里。
下了车，我让苏晴在门口的休息区长椅坐着等。“很快。”我保证。
她点头，从包里拿出本书：“我就在这儿，有事叫我。”
我带着养父母走进大楼。大厅空旷，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在柜台后闲聊。空气里有灰尘和陈旧纸张的味道。
“我们来查点东西。”我走到其中一个窗口。
工作人员是个五十来岁的阿姨，推了推老花镜：“查什么？”
“二十五年前的领养记录。”
养母倒吸一口凉气。养父抓住她的胳膊，手指关节发白。
工作人员打量我们：“领养记录是保密的，你们...”
“我们是领养人和被领养人。”我平静地说，“我想看我的原始领养档案，以及...”我顿了顿，“当年福利院出具的所有证明材料。”
“这需要手续...”工作人员皱眉。
我从钱包里拿出身份证，又看向养父母：“你们的身份证。”
养父颤抖着手，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张破旧的证件。身份证皱巴巴的，照片上的他比现在年轻二十岁。
工作人员接过证件，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们，叹了口气：“等着。”
她走进后面的档案室。我们三人站在空旷的大厅里，谁也没说话。墙上时钟的秒针咔哒咔哒走着，每一声都敲在心上。
十分钟后，工作人员拿着个泛黄的档案袋出来。
“只能在这里看，不能带走，不能拍照。”她把档案袋从窗口递出来。
我接过，手指碰到粗糙的纸面，竟有些发抖。
解开缠绕的棉线，抽出里面的文件。纸张已经发黄变脆，墨迹有些晕染，但字迹还能辨认。
第一份是领养申请，上面是养父母年轻时的照片和信息。第二份是福利院的证明材料，第三份是领养公证书，第四份...
我的目光定格在第四份文件上。
那是一份体检报告，被领养儿童的体检报告。姓名栏写着“陈默（曾用名：林晓）”，年龄三岁，体检日期是1998年4月12日。
下面有医生的签名和结论：儿童身体健康，智力正常。右臂内侧有红色胎记，约拇指大小。
我盯着那行字，大脑一片空白。
右臂内侧，红色胎记。
我卷起自己左臂的袖子——什么都没有。又卷起右臂——光滑的皮肤，没有任何胎记。
“这是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遥远。
养母扑过来要抢文件，被我躲开。她踉跄了一下，抓住柜台边缘才没摔倒。
“默默，你听妈说...”
“这上面的孩子不是我。”我盯着她，一字一句，“右臂内侧的红色胎记，我没有。你们领养的孩子，不是我。”
养父蹲下身，抱住头。这个动作他昨天也做过，但今天，他的肩膀抖得像风中落叶。
工作人员从窗口探出头：“怎么回事？档案有问题？”
“有。”我把体检报告拍在柜台上，“这份报告里的孩子，不是我。但我确实是1998年4月被你们从福利院领养的，对吗？”
我看向养父母。养母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工作人员也意识到了什么，表情严肃起来：“当年的领养程序很严格，不可能弄错孩子。除非...”
“除非什么？”
工作人员看了看我们，压低声音：“除非有人调包了。”
这三个字像一记重锤，砸在死寂的大厅里。
调包。
领养的孩子被调包了。
那我是谁？我从哪儿来？那个右臂有红色胎记的林晓，又去了哪里？
“阿姨，”我听见自己异常冷静的声音，“我能看看当年同批被领养的孩子名单吗？”
工作人员犹豫了一下，转身又进了档案室。
这次等了更久。养母瘫坐在地上，开始小声啜泣。养父仍然抱着头，一动不动。
苏晴从门口探头，看见这一幕，快步走过来：“陈默？”
我摇摇头，示意她别过来。她停在几步外，担忧地看着我。
工作人员终于出来了，手里拿着另一本更厚的册子。
“1998年4月，福利院一共有七个孩子被领养。这是名单和基本信息。”
我快速翻阅。纸张在指尖沙沙作响，像时间的低语。
第三个名字：林晓，女，3岁，右臂内侧有红色胎记，被陈姓夫妇领养。
第七个名字：陈默，男，3岁，无特殊特征，被...我手指停在这里。
被领养人栏，是空的。
不，不是空的。那里原本有字，但被涂改了，用黑色的粗笔涂成一团墨迹。但透过光仔细看，能隐约辨认出下面被遮盖的内容。
是另一个名字，另一个家庭的信息。
“这是违规涂改。”工作人员也看到了，皱紧眉头，“按规定，档案不能涂改。这...”
“能看出原来写的是什么吗？”我问。
她凑近看了看，摇头：“太模糊了，看不清楚。但...”她指着那团墨迹旁边，“这里有个经办人签名，可能知道情况。”
签名很潦草，但能认出姓“李”。
“李什么？”
“李...莉？丽？看不清了。”工作人员叹气，“姑娘，这事儿有点复杂。如果真是调包，那可是...”
“可是什么？”苏晴忍不住问。
“可是犯法的事。”工作人员压低声音，“冒名顶替，伪造档案，要是追究起来...”
“我们不追究！”养母突然尖叫起来，从地上爬起来，抓住我的胳膊，“默默，妈错了，妈真的错了！但这事过去二十多年了，追究有什么意义？你就是我们的儿子，我们养了你二十多年啊！”
我看着她的手。那双曾经打过我、也给我做过饭的手，如今粗糙干裂，指甲缝里还有桥洞下的污垢。
“所以，”我慢慢抽出胳膊，“你们早就知道，对吗？”
养母的哭声噎在喉咙里。
“当年你们去福利院，想领养一个孩子。但你们想要女孩，因为觉得女孩贴心，将来还能换彩礼，对吗？”
养父猛地抬头，眼里布满血丝。
“但福利院当时只有一个女孩，就是林晓。可林晓有胎记，你们嫌弃，觉得不吉利。所以你们贿赂了工作人员，把林晓和一个男孩的档案调换了。你们领走了本应被另一家领养的男孩，而我...”我指着自己，“我本应有另一对父母，另一个名字，另一种人生。”
大厅里死一般寂静。
工作人员倒吸一口气，捂住嘴。
苏晴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在抖，但握得很用力。
“告诉我，”我看着养父母，声音平静得可怕，“我原来叫什么？我的亲生父母是谁？”
养父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得像破锣：“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养母哭道，“当年我们只想领养个女孩，但李姐——就是那个经办人——她说，有个男孩长得漂亮，聪明，还没有乱七八糟的病。就是...就是家里穷，父母是农村的，不识字，办手续时名字都写错了...”
“所以你们就同意了？”
“我们...我们当时也糊涂...李姐说，调换一下，神不知鬼不觉。她还说，那对农村夫妇反正也不识字，好糊弄...”养母的声音越来越小。
“那林晓呢？”我问，“那个本该被你们领养的女孩，去了哪儿？”
养父母对视一眼，都摇头。
“我们不知道...领养手续办完，我们就带着你走了，再没回去过...”养父低声说。
我看着他们。这对养了我二十三年，却从未真正把我当儿子的夫妻。他们因为可笑的理由——胎记不吉利——放弃了一个女孩，又因为同样可笑的理由——男孩能传宗接代——调包了我。
而我真正的父母，那对“农村的、不识字的”夫妻，他们以为领养了谁？他们以为自己的孩子去了哪里？
“默默...”养母还想说什么。
我抬手打断她，转向工作人员：“阿姨，这些档案，我能复印吗？”
“这...不合规定...”
“我需要证据。”我看着她，“我要找到我的亲生父母，还有那个叫林晓的女孩。”
工作人员犹豫了很久，最终叹了口气：“我去问问领导。你们...在这儿等着。”
她拿着档案袋走了。我们三人站在大厅里，像三尊雕像。
窗外阳光刺眼，可我感觉不到暖意。苏晴靠在我身上，轻声说：“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从哪里来，你都是陈默，是我丈夫，是我孩子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