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沈时公司的调令下来了，是去医疗资源更好的城市。
我们几乎没有犹豫，开始收拾这个堆满了阳阳病历和药盒临时租住的“家”。
父母的朋友圈依旧热闹。
表哥晒出了新房钥匙，配文是。
“感谢姑父姑姑，让我在这城市有了根。”
表姐的婚礼照片流光溢彩，母亲穿着喜庆的旗袍站在她身边，笑容比我记忆里任何一次都灿烂。
这些图片，通过一些“好心”亲戚的微信，不断弹送到我眼前。
大姑又一次打来电话，这次语气软了不少。
“隐墨，你爸妈就是嘴硬心软……”
“等他们气消了，你那孩子要是……要是还需要帮忙，总能再商量。血浓于水啊。”
“大姑。”
我打包着阳阳的玩具，一个他最喜欢的、已经褪色的小汽车。
“血是浓，但我的心已经被冻住了。”
挂掉电话，我环顾这个即将被清空的小屋，然后抱起昏睡中的阳阳，他轻得让人心惊。
沈时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里面装的不是家当，大部分是孩子的病历资料和成箱的药物。
我们上了车，引擎发动。
没有告别，这座城市从未给过我们温暖。
车窗外的景色开始倒退，我最后看了一眼老家方向模糊的天际线。
然后转过头，对沈时说。
“走吧。”
车子汇入前往高速公路的车流，将冰冷的过往和所谓血脉，彻底抛在身后。
从此，路再难，也只是我们三个人的事。
在陌生的海城，我们像两株被风雨吹散的浮萍重新扎进泥里。
沈时公司的异地安置费帮了大忙，我们租下了一套老小区顶层的两居室。
虽然每天要爬六层楼，但窗外的阳光很好，阳阳苍白的小脸上偶尔会被镀上一层浅金。
我把所有时间劈成两半：一半给工作，一半给医院。
曾经的大厂履历让我找到一份需要频繁出差但薪酬可观的项目顾问工作。
沈时则主动调去了需要常驻客户公司的技术支持岗，虽然辛苦，但收入稳步上升。
我们请了一位沉默勤快的护工阿姨，在我奔波于各个城市时，她能替我守在阳阳的病床边。
日子是被精确到分钟计算的。
凌晨赶红眼航班回来，拖着行李箱直接去医院替换护工；在高铁上开视频会议，背景音是列车广播；深夜对着电脑改方案，手边还摊着厚厚的医学文献。
体重秤上的数字和银行卡里的余额朝着相反方向奔跑。
我们攒够了儿子的医药费，还买了一套属于我们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