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房成为我唯一的避难所。
连续一周，我每天下午都准时出现在这里。老陈最初派了个女佣跟着，被我以“想一个人静静怀念母亲”为由婉拒了。
他不再坚持。
我花了三天时间，摸清了花房每个角落。那些茂盛的植物里，确实混种着不少香草：迷迭香、薰衣草、薄荷。标签上的字迹秀气，标注着种植日期——都是十几年前了。
第四天，我在靠墙的旧松木柜子底层，发现了一个锁着的桃木匣。
锁是旧式的黄铜扣，已经锈蚀。我用发卡试了三次，咔哒一声，开了。
里面没有珠宝。
只有一套用绒布包裹的大理石研钵和杵，三把大小不一的铜制药匙，几卷干净的细纱布，还有几个密封的玻璃罐。罐底贴着褪色的标签：洋甘菊、缬草根、橙花……
字迹和外面那些植物标签一样。
陆淮之的母亲。
我拿起研钵。大理石触感冰凉细腻，边缘有常年使用留下的光滑痕迹。我把它们连同药匙、纱布一起，用酒精湿巾反复擦拭了三遍，又用沸水烫过，摊在窗台上风干。
做这些的时候，我的手很稳。
第七天晚上，宅邸里格外安静。陆淮之下午去了邻市出差，明天才回来。老陈在核对月度账目，佣人们早早做完事就回了配楼。
我反锁了花房门窗。
从睡衣内袋里掏出那包石蒜粉，又拿出准备好的隐形眼镜盒——空的，清洗消毒过。
只倒出大约十分之一的量，在灯光下看，像一小撮淡黄色的细沙。
我用手帕掩住口鼻，将药粉倒入研钵。杵尖贴着钵壁，用最轻的力道，顺时针缓缓研磨。不能急。急会产生热量，也可能扬尘。
十五分钟后，粉末细得几乎看不见颗粒。我用药匙将它们刮进隐形眼镜盒的一个小槽里，盖上盖子。
然后，我用浸湿的纱布，一遍遍擦拭研钵、杵、台面，直到灯光下看不到任何反光的微粒。
最后，我把所有工具放回桃木匣，锁好，推回柜子底层。
手心里没有一点汗。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剂量。我知道风险。
但我更知道，如果不做，等着我的是什么。
第二天下午，陆淮之回来了。
比预计的早。我正坐在偏厅的沙发上看一本园艺书,摊开的那页正好是石蒜科的介绍。
他的脚步声在门口停住。
“你对这个感兴趣？”他问。
我合上书，抬起头。他穿着出差回来的正装，领带松了，眼里有长途奔波后的血丝。
“只是……随便看看。”我把书放到一边，“花房里有几种植物，我不认识。”
他走过来，在我对面的单人沙发坐下。佣人很快端来红茶。
“下周，”他端起茶杯，没看我，“有个慈善拍卖晚宴。你需要出席。”
我的手指蜷缩了一下。
“我……不太会那种场合。”
“学。”他抿了口茶，“老陈会安排造型师和礼仪指导。你需要一套能见人的行头。”
他的话里听不出情绪，但“能见人”三个字像细针。
“好。”我垂下眼。
“苏晚晴也会去。”他又说。
空气凝固了。
我缓缓抬起眼，对上他的视线。他正看着我，像在观察实验皿里的反应。
“是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稳得不像话，“那……我需要准备得更充分些。”
陆淮之的嘴角牵动了一下。
“你不好奇她是什么样的人？”
“您想说的时候，自然会告诉我。”我把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交叠，“不想说，我问了也没用。”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
久到我几乎以为时间停止了。
“你和她，”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哑，“一点也不像。”
这句话像一记闷拳，打在我最没防备的地方。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
“我累了。”他放下茶杯，站起身，“晚餐送到书房。”
他离开后，我坐在原处，看着那杯他只喝了一口的红茶。茶水表面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膜。
窗外的天色暗下来了。
我起身，把那本园艺书放回书架。手指划过书脊时，在《药用植物图谱》那本厚册子上停了一下。
抽出来，翻到索引，找到“石蒜”。
剂量表、毒性曲线、代谢周期……密密麻麻的专业数据。
我合上书，放回原处。
那天深夜，我再次进入花房。
从隐形眼镜盒里，用最小号的药匙取出大约十五毫克的粉末——刚好是六分之一的量。这是我计算过无数遍的，能引起短暂心悸和轻微眩晕，但绝不会有长期伤害的剂量。
我把它们装进一个用细纱布缝制的、比指甲盖还小的滤包。
然后，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漆黑的庭院。
远处的路灯下，监控摄像头的红灯规律地闪烁。
我知道我在冒险。
但我也知道，有些机会，只有在对方最松懈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陆淮之今天看我的眼神里，除了审视，多了些别的东西。
一些接近……厌倦的东西。
对替身的厌倦。
对等待的厌倦。
对这场他自己制造的、荒诞婚姻的厌倦。
我把小滤包放进口袋，贴在掌心。
体温很快将它暖热。
一周后就是晚宴。
苏晚晴会出现。
在那之前，我需要让他“病”起来。
病到，没精力去注意别的。